我和杨庄的故事，开始于五十三年前，那年我正好出生，杨庄恰巧是见证。
可以说，我的出生，就像杨庄东坑水面上悄然伸出的一株莲蓬，没有泛起任何涟漪。
毕竟，在我之前，母亲已经生了五个孩子，有男有女，所以，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
至于多年以后，有人忽悠我，说我出生时，紫气东升，长虫盘梁，那都是胡扯。我出生在下午，有紫气也早散了，地点在东屋，那屋里，没梁。
一
我的出生，给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家庭增添了不少负担。原因很简单，我不但挑食，穷命富身子，而且饭量很大，好像饿死鬼脱生的。
年过四十的母亲早已被哥哥姐姐们喝光了身上所有的乳汁。轮到我的时候，她干瘪的奶头如同断流的小溪，实在无法再哺育我这个姗姗来迟的老生儿。我吮吸着母亲仅具象征意义的奶头，饿得哇哇大哭。
无奈之下，家里只好把囤里的秋粮全卖了，拿去换钱，只为了给我买一口贵得要死的麦乳精。
奶奶看我饭量虽大，却吃不胖，急得直转圈，说“柴狗不肥，枉搭东西”，这个龟孙，光见吃，不见长膘，也不知道都吃谁肚里了。
吃不胖就吃不胖吧，关键还不壮，好像自打娘胎里出来，我的免疫力就差。当时村里孩子经常得的病，比如肚里闹蛔虫，身上长疥疮，蹿稀拉肚子，疟疾打摆子，各种的着凉，感冒，发烧，我一样都没拉下。
唯一不同的是，同样的病，搁别的孩子身上，容易好，到我身上就难缠，不好往下扒。
除了这些常见病，别人没得过的蹊跷病，我也得。终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发烧，难倒了村里的赤脚医生和乡卫生院，即使拉到县人民医院，也没看好。最后只好住进了商丘市的专区医院。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住院，也是我第一次进城市。当时村里很多人一生都没进过城市，能进过城市的，一般也都是为了看病和住院才去的。
莫名其妙的低烧不断，让住院部的儿科医生们好几个星期都一筹莫展。一会儿问村里有没有发生过鼠疫和狂犬病，一会儿又问家里有没有患过猪瘟鸡瘟，甚至还问羊圈里的羊发过疯没有，听到否定的回答，他们感到很失望。
我就更绝望了，找不到病因，就意味着不能对症下药，不能对症下药，病情就得不到控制，就会随时爆发！
迷信的奶奶到处找人画符往家里贴，进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各路神仙，知道的不知道的，以及无意中从别处打听到的，都一一拜到了。还拿黄裱纸包了香灰让母亲捎到医院，偷偷祛到水里让我喝，反正各种土法都用上了。
转眼已经住院两个多月，我的屁股被针打成了筛子，走路都一瘸一拐的。胳膊、脚腕、额头上也到处都是吊针针眼。和我同一个病房的孩子，病愈出院的，已经走了好几拨，我的病，始终不见好转。
刚入院时，张口就喊我“小不点”，很喜欢和我开玩笑的护士小姐姐，现在查房时也不逗我了，而且目光似乎总在躲着我。我偷偷想，她们肯定觉得我的病治不好了吧，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
俗话说，“人不该死有人救”，也许是我命不该绝，也许是我父母，我奶奶的一片苦心感动了上苍。一个偶然的机会，经人提点，母亲悄悄带着我从住院部找到中医门诊去把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中医听了我的病情后，颤巍巍地给我开了六付汤药，结果药到病除，我的病，居然奇迹般的好了！
我从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杨庄。
二
与生俱来的体弱多病，延迟了我的身体发育。细胳膊细腿，还弯得跟豆芽一样。学走路也比别的孩子晚，还动不动就摔到。
但我的大脑似乎没坏掉，甚至还更突出。牙牙学语的时候，我就比村里其他孩子都能说。
父亲很快就发现了我的一些特点：比如做事专注，好胜心强，身上有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犟劲！
记得有一次，我偷偷拿了奶奶断腿的老花镜，在夏天正午的大太阳底下，一路连滚带爬地照蚂蚁。那蚂蚁慌不择路，四处乱窜，但终归难逃我的“照妖镜”，含恨离世。我自己也跟着中了暑。
父亲是乡中学的语文老师，也是村里少有的知识分子，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只是命运多舛，造化弄人，我哥我姐，最终都未能跳出农门。
现在在我身上，父亲似乎重新看到了希望。毕竟国家已经开始拨乱反正，教育也逐渐走向正轨，如果能把我培养成才，也算是完成了多年的夙愿！
于是他决定全身心的培养我。
从三四岁起，父亲便开始教我拼音，一天到晚让我叽里呱啦地背字母表。
父亲接着又让我学认字。白天带我上街，街道两旁的店名字号挨个教我认识，晚上在被窝里，父亲也会用手指在我背上写白天学过的字，让我猜。
为了扩大我的词汇量，父亲又教我学查字典，他说字典是无声的老师。在父亲和字典的帮助下，我开始阅读少儿读物。
当村里别的孩子还不知书为何物的时候，我的床头就已经堆满了连环画和小人书，还有父亲给我订的《向阳花》，《儿童时代》，《少儿画报》等杂志。
与此同时，父亲开始掰着指头教我学加减法。他告诉我，语文和数学同等重要，要学会两条腿走路，不能瘸腿。
为学加减法，我手里经常抓一把火材棍，等手指和脚趾都不够用了，就用火材棍往上凑。
父亲又用毛笔写了一张大大的九九乘法口诀表，贴在堂屋的东墙上。一有空就让我背对着墙背诵，实在想不起来才扭头看，最后我竟能背得滚瓜烂熟。
我天生性子急，有时候进步慢了，就懊恼地把书扔一边，自己给自己生闷气，撅着小嘴谁也不理。
这时父亲就会变戏法一样，摸出糖块来鼓励我，说：“心急吃不不了热豆腐，慢慢来，‘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
我心想，铁棒我见过，针我也见过，铁棒磨成的针，我一个也没见过，瞎吹。但是毕竟嘴巴里嚼着糖，气慢慢也就消了。
正因为父亲引导有方，我对看书和学习的兴趣越来越浓。别的孩子感到枯燥无味的写字做题，我却能沉醉其中，乐此不疲。
相反的，一提起下地干活，割草放羊，我就装病喊头疼。或者索性以看书学习为由逃避劳动。俺家地里的活，大部分都是母亲带着哥哥姐姐干的，我干的连她们的零头也不到。
好玩是孩子的天性。我做完父亲布置的作业以后，也会憋不住出去玩。什么摸鱼抓虾，偷桃爬瓜，树上掏鸟窝，路上挖陷阱，好事坏事都干过。我玩起来，比村里其他孩子还要疯。
孩子们在一起玩的时候，难免比吃比穿。每当我眼气别的孩子吃好面馍，穿新袜子新鞋的时候，母亲就默默地翻出我哥我姐的旧衣服，长改短，大改小，变成我的“新衣裳”。
父亲则是一遍又一遍的给我讲“悬梁刺股”、“囊萤映雪”、“负薪挂角”的故事，希望我能见贤思齐。小孩子好哄，很快我就不讲吃穿，只讲学习了。
当时村里年龄相仿的孩子，谁也没我读的书多。但是杨庄毕竟是农村，村里大人一般不比这个，都是比谁家的孩子薅草多，拾柴火多，看谁家的孩子身体结实，干活有力气。
平时走亲戚，大人一夸孩子，都是拍着孩子的肩膀说：“恁看看这孩子，真会长，五大三粗嘞，壮得跟牛犊子一样。”
回头再看看我，耷拉肩，流水腚，松皮拉垮的样子，只好带着一丝难以觉察的勉强说：“这孩子……也中，脑瓜子灵，是读书的料！
在旧社会读过私塾，已经被打成右派，天不明就扛着粪箕子，满村跑着拾粪的大大爷，一见我的面，就弯下腰盯着我的脸，不停地叨唠：“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他的眼珠浑浊，清冷如蒙尘的寒星，语气中充满自信，只是说话时嘴不把门，吐沫星子乱飞，溅了我一脸。我激灵打了个冷战，赶紧掉头，逃也似的跑开了。
三
转眼就到了入学的年龄，俺娘说：“以后不能再光光腚，也不能穿漏裆裤了，上学得有个学生样。”她破天荒地到大街上截了三尺布，给我做了新裤子新褂子。
村小学，就在我家隔壁，隔条胡同，是旧时村里大户人家的老院，大门朝南。我家则门朝西，和小学斜对门。
我是守着小学长大的。从一出生，就天天听学校的风声、雨声、读书声，打铃声，早操的号子声，以及下课后孩子们扯着喉咙的嚎叫声。
学校的大门有门楼，门阔墙高，两侧还带耳房，很适合躲风避雨。夏天我经常端着小碗，坐在门楼底下的门墩子上吃饭，纳凉，扣脚趾头。
学校的师生，也都是本村和邻村的人，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即使叫不上名字，也混得脸熟。
记得入学第一天，父亲带我去学校报名，见了一年级的班主任何老师。
何老师是一位很有经验的老民办教师，家住邻村何庄，洼沟脸，有点托盘嘴，说话不紧不慢，谦虚而有耐心。因为和我父亲都是教师，所以更加熟悉和亲近一些。
他本想简单的面试我一下，结果激发了我的表现欲，嘴巴像打机关枪一样，说个不停，恨不能把自己知道的，都和盘端出。何老师听了一会，索性给我父亲建议，让我跳过一年级，直接上二年级。
父亲说怕我底子打得不扎实，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最后还是坚持让我从一年级开始上起。
学校教室的外墙上，用石灰水醒目的刷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大字。其实有些课，就是走过场，不正规。
比如劳动课，当时正赶上学校拆迁，学生上课的主要任务就是搬砖。体育课，大部分时间都是跟着当过民兵的新耀叔跑步，跑累了，就卧倒，趴够了，就开始扔报废的手榴弹。
而画画课则是村里下岗的桂兰嬷嬷教的。无非是画一些瓜果蔬菜，花鸟虫鱼，一月二十还上不了一堂课。没多久，她就嫁人了，画画课也停了。
说到底，学生还是要比学习，也就是语文和数学。
因为学习好，我自然成了何老师的“眼珠子”，他任命我为班长兼学习委员。早操带队吹哨的是我；上课喊起立、坐下的是我；替老师领读课文的是我；下课帮老师跑到校园槐树下打铃的是我；帮老师收发作业、批改作业甚至批改考卷的还是我。
慢慢地，村里的大人小孩也都知道我学习好了。孩子作业不会做的，来问我，大人有不认识的字，算不清的账，看不懂的信，也找我。我成了村里识文断字的“小秀才”。
有人说我不亏是教师子弟，有学习基因，辈辈传。还有人说地震那年下大暴雨，全村人都搬到院子里住，我半夜掉进粪堆里，没淹死，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俺娘苦笑着说：”孩子都快受罪死了，有啥福，有豆腐”。一想也不对，补充说：“连豆腐也没有”。
一年级结束的时候，我的语文数学考了双百分。寒假通知书上的年终评语，通篇都是表扬的话，只是在最后稍微拐了一下弯——“就是有点不爱讲卫生”。
家里人都笑话我，说我平时不洗手脸，活该。我觉得瑕不掩瑜，又不是语文数学不好。只是让别人看通知书时有点心虚，总是不自觉地偷偷把最后一句捂住。
小学一年级，学习上没有遇到过对手，沾沾自喜之余，难免有点小失落！直到二年级一开学，班里转学来了一个新同学。
这新同学姓周，也是教师子弟，他父亲是乡中学的数学老师，和我父亲是同事。
估计他父亲也早早就下手培养他了，他一进来，就开始对我形成了挑战。
我的语文比他好，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念给同学听。他的数学比我好，经常被老师点名到黑板上去演算。我俩语文数学两门课考试的总分加一起，每次也都不相上下，不是他第一，就是我第一，是老师公认的两颗好苗子。
俩人在小学剩下的四年里卯足了劲，你追我赶，争先恐后，生怕对方超过自己。毕竟当时都是孩子，很容易心生嫉妒，一山不容二虎，为了争第一，甚至到了见面不搭腔的地步。
现在想来，自己当时学习的动力，很大一部份都是来自和周同学的竞争。真正的对手就是自己前进道路上的牧羊鞭啊！
小学毕业时，我俩分别以全乡第一第二的成绩升入了乡初中。
四
整个乡镇一共三所初中，我要上的初中是乡镇的中心中学，位于乡镇街，离家半里地。
初中的课程一下子多起来，时间也比小学抓的紧。早上有早读，晚上还要搭夜自习。
因为离家近，我吃住都在家里。没过不久，我发现很多同学都在学校食堂吃，敲锣打鼓的怪热闹，心里也开始犯痒痒，闹着要在学校吃。
我娘心疼我，起初不同意，说人多没好饭，猪多没好食。但是她知道我脾气拗，一根筋，只好答应我先试试，让家人给学校交了半袋玉米。
说实话，学校的饭确实没家里的香，但是，可以和同学一起凑热闹。大家提溜着饭碗，一路用筷子敲打着，你追我赶的跑到食堂，挤着排队领饭，感觉就是爽！
轮到自己打饭的时候，伸手递上自己的饭碗，两眼紧紧盯着师傅手里的勺子，盘算着他会不会在最稠的地方下勺，在勺子出锅到碗里的过程中，会不会因为勺子一颠，少了斤两，紧张的心，突突直跳。
初一初二时，认识了不少新同学，也结交了不少好朋友，周末和放假的时候，还会互相串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