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大寺儿，往后永远不来了！”我气呼呼地在操场上徘徊，想自己回家，但望着已经黑下来的天色，又不敢走出大门，只能无数次怨恨地盯着那间屋子的房门。直到房门开了，父亲和几个叔叔走了出来，望着我哈哈大笑。
不久之后的一天早晨，父母给我准备好整洁的衣服，催我起床：“今天开始上学了，不能再睡懒觉了。”但我磨磨蹭蹭不想去，坐在父亲自行车上一路愁眉不展，嘟嘟囔囔。直到拐进校门，转过影壁墙，看见立辉也来了，头上扎着一个大红的蝴蝶结，喜气洋洋，我才高兴地跳下自行车。她的父母也是这里的老师，我们经常跟着父母来学校玩，她妈妈会理发，有时望着我头上又杂草丛生了，就会笑吟吟地叫我：“来，姨给剃个头”。那天，就是剃头过后，我们在校园里疯跑着捉迷藏。我忽然有些口渴，随手推开一间屋子的门，里边几个叔叔正在商量事，平日经常开玩笑的校长叔叔故意拉起脸呵斥道：“出去，喊报告再进来！”我没再喊报告，也没再进去。但今天还是来到“大寺儿”，从此在这里度过从懵懂到青涩的童年时光。
大寺儿，是我的小学的小名。这里很久以前是一座叫做广济寺的庙宇，年代不可考，规模宏大，在当地颇有名气。民国元年（1912年）筹建县立窝洛沽第二高等小学校，本镇周庄子村李宝树具体操办，东大街张晋台出资相助，拆除寺内大殿和配方内的铜泥佛像，改建成教室。1923年，学校更名为玉田县立窝洛沽完全小学，1949年改名为玉田县窝洛沽小学。几经改建，庙宇痕迹全无，但人们仍称它为“大寺儿”。曾有学生去二十里之外的东丰台串亲戚，长辈关心地问在哪里上学，回答说“沽小”，长辈目光中似有遗憾：“咋没在大寺儿啊！”
学校设立之初，学生除来自本镇的一些富户子弟外，还有玉田县南半部的一些村庄富户子弟投考高级班就读，是全县唯一的初高小完全学校，住宿生曾多达40余人。1949年之后所有的孩子都可以上学了，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唐山大地震后，镇区迁到还乡河西岸，窝洛沽小学留在原址，被确定为省首批重点小学之一。
由于父亲在这里教书，学校的老师多了一份亲情。其实不仅仅于我这样的教师子女，当年的老师对所有学生都如同慈严相济的长辈。“老师”的概念，最早源于白发苍苍的尹成老师，每教我们一个字母，一个生字，都用肢体做一个形象的动作，或者在黑板上画一幅画，激起我们无限的学习兴趣；帅气的刘明潮老师教我们把塑料笔管在头上摩擦吸引碎纸屑，告诉我们这叫“静电”；临时改教语文的李桂敏老师和我们一起设想《霍元甲》的下集剧情；王宝廷老师的父亲重病住院，从学校到对门的医院往来奔波，第二天在课堂上精力充沛的他背对着我们悄悄抹掉眼角的泪水。其实，当年的每一位老师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位老师都是那么可亲可敬，都是那么兢兢业业。多年以后，偶尔遇见满头白发的老师，感慨时光的变迁，更为那些再也不能谋面的老师而唏嘘不已。
课堂上，老师手中的粉笔在黑板上勾勒出知识的蓝图。语文老师抑扬顿挫的朗读，《小马过河》《拔苗助长》《富饶的西沙群岛》至今仍在耳畔回响，课文中的道理深入内心；数学课本上画着两个个香蕉，让我们计算有几个瓣，我不知道什么是香蕉，心里期待不知何时能吃到这种像手指的东西；自然课，刷刷旋转的地球月亮模型让我们知道了四季交替和阴晴圆缺，也对身边的一草一木充满好奇与敬畏；体育课上，一丝不苟地跟着老师喊着的节拍做广播操，同时伸长耳朵听着学校外边不知谁家老人故去凄然的唢呐声声。最爱上的是音乐课，前一节刚一下课，十几个同学蜂拥着跑到老师办公室，把书桌大小的老式风琴抬到教室，像一群觅食的小蚂蚁抬着硕大的食物，靠它伴奏，不仅可以在全班合唱中滥竽充数，更重要的是最后五分钟老师可以讲一个好听的故事。
成功解开一道难题，那份油然而生的成就感急于向同学炫耀，尽管大多时候招来嫉妒的嘲讽；经常有同学未完成作业，统一的借口是家里的煤油灯没油了，后来一张嘴老师就接下来问“是不是又没油了”；老师的教棍折了，回家用柳树条精心削了一支，悄悄放到老师桌上，第二天老师百般猜测是谁做的好事，独自享受无名英雄的快乐。
课间十分钟，是校园最热闹的时段。教室前边有一棵大榆树，树冠遮住半个院子，据说树下是原来庙里的井，一直通到西边的河里，我们围在树下，猜想过去这里神奇的往事。女生们三五成群，欢快地跳着皮筋：“小皮球，架脚踢，马兰开花二十一……”男生们则热衷于弹玻璃球，半蹲着围在一起，眼睛焦急地盯着玻璃球向同伴撞去，却因为偏离了方向一声叹息。曾经有段时间，不知道谁开的头，男同学忽然流行玩骨头把，灵巧地抛出接住，那份轻盈丝毫不逊于女生，唯一不同的是成功后的怪叫声令老师厌烦。有一次老师责令大家交出玩具，命令我扔到厕所，听话的我如实照办，后来大家埋怨我为啥不藏起来，反正老师也没跟着……
如今，很多人惊奇于我们的小学同学联系紧密，其实，是由于沽小文艺队这个团体让我们拥有共同的欢笑。还没上学的时候，父亲指导下的学校文艺队在全县就已小有名气，经常代表镇里到县里汇报演出。上学了，终于可以有机会参加学校文艺队，我抚摸着每一件乐器，听它们发出清脆的声音。每天放学后，我们一群小伙伴都留下来，父亲和同事们耐心地教每个乐手识别“都来咪”的位置，给演员们示范着胳膊举到哪一个位置。我们一遍一遍地重复，知道舞台上的“风光”不仅仅是好玩，更凝结着每个人的汗水甚至挨批评后的泪水。终于，我们合奏出一曲《金蛇狂舞》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有模有样的庄重，但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有时，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来了热情，各操一件乐器，眼神交流，“过门”一响，激情洋溢《喜洋洋》从小小的办公室流淌到门外，引来附近的村民进来参观，也对我们的表演品头论足，我们排练得更带劲了。
那时的“六一”和新年充满欢笑，我们的文艺队更是赚足了自豪感。当《运动员进行曲》那激昂的音调响起的时候，我们的鼓乐队首先上场。两名镲手双手挽住被擦得明光锃亮的铜镲上鲜红的飘带，卖力地发出“嚓嚓嚓嚓”四声清脆的响声，于是密集的小鼓、浑厚的大鼓震耳欲聋地响了起来。在旗手的带领下，我们的队伍骄傲地在会场前方走过，十几名号手吹起小号，排列整齐的花环队员手舞动花环步伐矫健，我们目不斜视，，但用眼角的余光扫过羡慕的人群，内心非常激动。
演出过后是联欢活动。有时是各班自由组织，更多时候是全校统一安排。每一间教室都布置一新，分别有不同的活动项目。这间教室人多，原来是吹球比赛，一个粉笔盒放在桌子一端，参加活动的同学站在另一端，掏出一个乒乓球，看谁能把更多的乒乓球吹到粉笔盒里，大家都认为轻松，但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或多或少得到一支铅笔的奖励，来到另一间教室。这里是阅读园地，让我阅读一段文字，总结中心思想，阅读不在话下，但不知道什么是“中心思想”，只是把文字大意概括一遍，老师说不对，告诉我什么是“中心思想”，然后空手而出。但在猜谜语的教室里出尽风头，得意洋洋地接过老师的奖品，被同学拽着去其他教室看看热闹。那是的校园里真的是欢乐的海洋。那时的我们，没有听过“素质教育”，老师都是无私奉献，同学真正出于兴趣，每参加一次活动，都使我们的眼界豁然开朗。
我们的文艺队不仅为本校同学表演节目，也经常受邀参加其他学校的运动会开幕式，为乡政府征兵宣传表演助威。参加全县选拔调演，我们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排练集体舞时，五六十位同学围成内外两圈，男女面对面站好。那时的我们，还有些小小的封建意识，女同学倒是大方，有些脸红地伸出手臂；男同学犹豫着望望别的同学，生怕别人起哄。终于勉强地拉过女同学的袖口，耷拉着眼皮不敢直视，老师嗔笑着逐一牵过胳膊，汗津津的两双手握在一起，一会儿就忘了彼此的矜持。《阿细跳月》音乐响起时，全场欢快流动，你踩了我的脚，我只是冲你一笑；我哪个动作不规范，你为我做一下示范，直到大家的步调整齐划一。
从“大寺儿”开始，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从这里起步，成为有用人才。著名画家蒋雨浓、中国钢结构三大才子之一的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王国洲、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家张志三，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张俊玲……更多的人虽然没有特别辉煌，但同样成为各自单位的中坚力量，无论何种岗位，都心态阳光，积极地面对生活。
其实从我们那时起，窝洛沽小学，逐渐被称为“沽小”，“大寺儿”的名字已经很少有人提起。再次来到学校门前，正值假期，大门紧闭，只从外面望见漂亮的新建教学楼耸立在周围的民房之间。从门缝里看见保安的影子，他听到动静，警惕地向这边望了望。我没再敲门。对于“大寺儿”，我已经是陌生人。
进不去的“大寺儿”，回不去的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