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我有个小愿望：中秋假期能像城市人那样出去玩几天。可是每到中秋，斜刺里就会伸出一把无形的钳子。那钳子张开口，准确地夹住那个愿望，轻轻一捏，愿望就像纸皮核桃一样破碎了。
那把钳子就是秋收。
这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孙悟空。像孙悟空，并不是说我有他那样上天入地的本事，而是说像他那样头上也戴着一个箍。只要师父一念紧箍咒，就会疼痛难忍。对我来说，那个箍是家里的十亩地，念紧箍咒的不是唐僧，而是中秋这个节令。中秋一到，庄稼成熟，学校就会放中秋假，放了假，我就要帮家里干活。
一入八月，秋天的阳光携着夏日余威在玉米林里逡巡，风一吹，玉米褪去青衣绿裤，换上枯黄的套装，棒子白了皮，尖端上的红缨也缩成一团，像一撮干枯的山羊胡。秋天向人们摊牌了：秋收箭在弦上。
又过了几日，快过中秋节的时候，沉不住气的人家先动了手，街里时不时有拉着玉米棒子的拖拉机跑过，拖拉机边跑边叫，“哒哒哒”的喧嚣声在村庄里传递着一种不安、紧张和焦躁的气氛。如果秋收是一首歌，先动手的这几户人家唱响了歌的前奏。前奏一响，正歌部分随即到来。
在这种气氛中，父亲给两只镢头装上了木柄。他试着在地上刨了几下，觉得镢头和木柄的连接处有点松，于是劈了一个木楔加进去，感觉还是有点松，又寻来两块自行车胎皮裹住木楔，再次用斧头砸进缝隙，又试，这才满意。这两把镢头是秋收诸多“武器”中的一种，父亲一把，我一把。父亲说，中秋放假了，我也长大了，帮家里干点活吧。
父亲决定，明天起个大早，去地里刨玉米秸。之所以起个大早，是因为早晨凉快，干活受罪小，一旦太阳升得高了，玉米地里密不透风，闷热难耐。
九十年代，农村没有玉米联合收割机，收玉米要像伐木一样先把玉米秸一棵一棵刨倒，整齐地码成一排，然后再坐在上面，一棵一棵地翻找，像寻宝贝似的把它腰里揣着的那个棒子掰下来。我和父亲明天要做的活计就是“伐木”。
第二天，天麻麻亮，我们就出门了。
走在田间小路上，两旁玉米秸林立，前后空无一人，一片寂静，耳旁只有我和父亲两人“橐橐”的脚步声。秋虫停止了吟唱，也许它们叫唤了一晚，累了，现在还沉睡未醒。走了一会儿，向北一拐，自家农田到了。田地里蔓草丛生，由于昼夜温差大，白天的水气到了晚上冷凝成露，亮晶晶地挂在蔓草上。
刚下到地里，裤脚和鞋子就被露水打湿。露水冰冷刺骨，我忍不住打了个寒噤。愣神的工夫，抬头一看，父亲已经在前面开始“伐木”了。
我学着父亲的样子，反手攥住一棵玉米秸，抡起镢头，“啪”！一下砍在它粗壮的根须上，玉米秸伸向土地的脐带就此离断。攥玉米秸的时候，玉米秸一晃，寄生在上面的霉菌飞扬摇荡，混着土腥气扑面而来，我像马那样连打两个喷鼻，刚想直起身子，不料玉米秸报复似的又摇落一身露珠，雨点般灌进脖窝，我又打了一个寒噤，好家伙，玉米秸的露水比蔓草上面的还多！
农民种庄稼讲究成行成列。方言土语中，人们把“列”叫做“垄”，一列就是一垄，三垄为一耧。“垄”与“垄”之间的空地叫“垄坝儿”，地中间浇地走水的沟叫“垄沟”。为了把庄稼浇透，沿“垄沟”两侧把地块又划分出许多小格，每个小格叫一“畦”，“垄沟”和“畦”有“畦口”相通，水从“垄沟”通过“畦口”流进“畦”里，“畦”和“畦”之间用隆起的“畦坝儿”隔开，便于挡水存水。
我们家垄沟两侧总共二十垄玉米秸，每侧十垄，我和父亲每人刨五垄，五垄码成一排。我虽然不想干农活，但无法逃脱时，也只能塌下心来猛干了。抱着早干完早解脱的想法，我特意不直腰，“噼噼啪啪”地一直刨下去。父亲知道我干活快，曾私下里对奶奶夸过我：“这孩子恨活”。“恨活”，就是干活快、利索，差不多就是勤快的意思。嗨，他哪里猜到我的心思呀。刨了不长工夫，我就出了一身热汗。热汗冒，冷露浇，两者不断地在身体上交汇碰撞，碰撞出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刨了十个畦后，心跳咚咚像擂鼓，汗水也糊住了双眼。我想伸腰擦汗，这才发现腰酸得已经无法直起来，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经常挂在奶奶嘴边的那句话：庄稼汉，穷命鬼，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
父亲招呼我歇会儿再干，我扔掉镢头，坐在垄沟沿上发呆。人休息了，热汗依然按照惯性流淌，蜿蜒流过体毛的丛林，蚂蚁一般在身上爬来爬去。一只体型细长、浑身翠绿的蚂蚱从我身旁的草丛里钻出来，一蹦一跳地向远处去了，是我惊到了它，它要远离这个庞然大物的威胁。
太阳升到房顶高，气温渐渐回升，一只得了阳气的蚊子嗡嗡嘤嘤地绕着我飞，飞着飞着，忽然不知趣地落在我的手臂上，翘起尾巴想把吸管扎进我的皮肤饱餐一顿，我瞅准机会一巴掌拍下去，蚊血四溅。蚊子残缺的尸体粘在胳膊上，而魂魄早已散去，它想吸血，却一命归阴，真得变成了一只吸血鬼儿。
无数碎裂的玉米叶渣子穿透衣服的孔隙和我的肌肤亲密接触，奇痒难忍，我只好来回扭动身子，试图用衣服摩擦来消除痒感。此举却事与愿违，更多的玉米叶碎渣刺进了皮肤，我激灵灵打了个冷战。
那天清晨，我和父亲两人刨了一亩地的玉米秸，这块地四亩，大概要刨两天。
回到家，奶奶已经做好早饭。我揭开锅盖，锅里盛着半锅玉米糊糊，笼屉上卧着几个半黄半白的馒头。说是馒头，其实不全是白面，是一半白面一半玉米面掺和在一起蒸成的，村里人叫它“两掺搅”。
那时候白面不够吃，不光是我家，村里大部分人家都吃这个。“两掺搅”放久了，又反复蒸，失水加上热胀冷缩，上面裂开一道宽缝，这道宽缝让我想起课本上讲的东非大裂谷。贴近笼屉底部的地方则被蒸汽凝成的热水泡过，都泡糟了，鼓起一个白包来，轻轻一抠，鼓起来的那部分“呱嗒”一下掉到地上。一只眼尖的母鸡看见了，它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过来，啄到嘴里，逃跑了。
早饭在院里吃。太阳升高了，阳光越过东边那两间土坯房晒到我身上，传递的不是温暖，而是说不出的燥热。讨厌的苍蝇把桌面、人体和饭碗都当成了停机坪，不断地在那里“嗡嗡”地起降。父亲边吃边驱赶苍蝇，一会儿用手，一会儿用筷子。我不愿意每顿饭都看人蝇大战，更不愿意受苍蝇的骚扰，准备端起碗到屋里吃，刚端起来，手指传来一阵剧痛，我“哎呀”一声，几乎将碗摔掉。把手举眼前一看，只见指腹薄如葱皮，上面的指纹已经磨平，透过那层菲薄的皮可以清楚地看见下面的鲜红的血肉，我显然是被烫着了。接着，我的眼光往下移，看到手掌和手指相连的地方鼓起四、五个黄豆大的血疱，疱皮苍白，底部围了一圈红晕，像戴了一条红围脖似的，透过厚厚的皮能看到里面晶莹的疱液，按一按，胀胀的痛。是早上刨玉米秸时候镢头柄碾的。
中秋节那天上午，我和父亲在村东地里刨玉米秸。邻近中午的时候，父亲给我两块钱，一块钱一张，给了两张，让我回村买一块钱的肉。那时的猪肉两块五一斤。我往回走的时候，他又特意嘱咐我说，卖肉的都想多卖肉，一刀切下去准多，你告诉他，身上只带了一块钱，切多了让他去掉。
限制的这么死巴，这让我打心眼儿里瞧不起父亲，觉得他太小气了，中秋节呢，想多吃一两肉都不成！再说，人家卖肉的也没有张秉贵“一抓准”的本事，切多切少，那是常有的事，何必计较这个。
我拿着钱到肉铺那里。肉铺老板的是个女的，长的挺漂亮。鲁迅在《故乡》里称卖豆腐的女人为“豆腐西施”，那这位至少也是“肉铺貂婵”了。她看见我，莞尔一笑，说：“一看就是从地里回来的，一脸汗，上面还沾着草叶呢。”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说：“买一块钱猪肉。”貂婵熟练地从半扇猪肉上切下瘦瘦的一条扔进秤盘，看了看刻度，说：“多两毛钱，行吗？”我照父亲教的那样说：“身上只带了一块钱。”貂婵笑了笑，并没有把多出的肉切下来，而是用草纸包了，递给我说：“没事，一块就一块吧。”我心里揣着赧然的自卑和歉疚回到家，把那条猪肉给了奶奶。
许多年后，回忆起少年时代的那段苦日子，我觉得是自己错怪了父亲。那时候，父亲全部的收入都来自这十亩地。卖粮食的钱是死钱，花一个少一个，他要留出明年种地的本钱、未来的生活费和风险金，拿现在的金融学术语讲，他至少要保证资金链不断掉，不精打细算不行。
中秋节那天晚上，村东的玉米都掰下来了，成堆的扔在地里。因为怕人偷，所以要连夜把玉米装车运回家里。我家秋收的工具和别人家的有代差。没有拖拉机，只有一头老黄牛。如果把农户也划分为三个世界，那我家一定是第三世界。牛车效率很低下，要想跟上别人的脚步，只能靠延长干活的时间来弥补。所以，顾不上吃饭，父亲和我套上牛车，一车一车地往回拉，一直拉到半夜才拉完。
卸完最后一车玉米，奶奶喊我吃饭，我有气无力地答应一声，却爬到炕上昏昏睡去。第二天醒来，清亮的阳光透过窗棂照在炕沿上，炕沿上放着一盘一碗，盘子里放着两个月饼，碗里盛着金黄色的小米粥。
中秋过后就是寒露。寒露是种冬小麦的节令。农谚有云：“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这时候，村里大部分田地都已将玉米秸腾空，单等着耕种了。
过去没有旋耕犁，耕地用的都是那种瓦片状的犁铧，这种犁耕过之后，土地起伏得像波浪一样，而且还会在地的两侧各留下一道“墒”，需要花大力气平整。我和父亲拉着排子车，车上装一大堆平整土地的农具，其中最有特色的是钉耙。这种钉耙和猪八戒扛的钉耙不同，钉耙齿和横梁呈三十度夹角，是搂土填“墒”用的。
到了地里，先用铁锹扔了一遍土，大致上“填平补齐”之后轮到钉耙上场了。我前腿弓，后腿绷，紧握钉耙，舒腰展臂，上身尽量和地面平行，用力把钉耙甩向地边，然后压低手腕，钉耙齿吃进土里，曲臂上提回拉，把远处的土搂到近前，这些动作一气呵成。再倒手，提起钉耙，后退一步，将这些土灌进“墒”中，最后用钉耙将土推平夯实，填“墒”过程即告结束。就这样，我一耙接一耙地向地的另一头缓慢移动。钉耙很重，我很快便汗如雨下，这让我想起《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中的那个拉纤少年。
这块农田南北向，二百四十米长。四道“墒”，两来两回，共九百六十米。
农田北端紧挨公路。快到北头的时候，我直起身来擦擦汗喘口气，恰好一辆公交车从公路上驶过。隔着车窗，我看到车里坐的都是和我年龄相仿的少年，有男孩有女孩，他们好奇地看向窗外，有几个还把脸和手贴到了车窗上，脸蛋被窗玻璃压成了扁平的模样，一块一块的，像供销社里卖的奶片糖。
我正看得出神，忽然有整齐的合唱声从车里传出，是那首熟悉的儿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很显然，他们是学校组织外出旅游的学生，正在回家的路上，他们的家在城市。这不正是我向往的中秋假期的生活吗？
同样都是十四、五岁的少年，生活境遇竟有如此不同！他们以为理所当然的生活正是我遥不可及的梦想！我停下钉耙，出神地望着这辆缓慢驶过的公交车，目送它渐渐远去。它为什么开这么慢？也许是老师授意司机这样做的，之所以这样做，大概是老师想让农村的景象更深地印在学生的脑海里吧，毕竟他们不常到农村来。
公路在前面拐了弯，车到那里就驶出了我的视线，歌声也听不到了，只剩下铁器和土壤碰撞后发出的闷响。我喟叹一声，扎下头，抡起钉耙，继续平整土地。
人生如白驹过隙，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年事已高，不能再下地种田，家里的农田承包给了别人。头顶上戴的那个“箍”去掉了，中秋也不念“紧箍咒”了，我终于可以像车里少年那样带着闲适的心情外出旅游了。可是，几次外出之后，却觉得索然无味。这是怎么了，难道真得像叔本华说的那样：人生就像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动，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再仔细想想，我忽然醒悟，原来境由心生，我早已过了那个爱玩的年龄，少年时的心境早已封印在久远的岁月里，再不会开启了。这个年纪出去玩，正像南宋诗人刘过《唐多令》中的那句：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人到中年实现了少年时代的愿望，只不过，终归还是打了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