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四年（1925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夜十二时许，我出生在高县镇舟乡第三堡（即现在的筠连县镇舟镇马家村）的一个下中农家庭。父亲彭吉安，母亲杨氏。家中以耕植为业，我是家中的第四个孩子，也是幺儿。
由于生活的艰苦和生性的勤劳，母亲辛劳成疾，在我一岁半时便病逝了，父亲也未再续弦，当时我大哥已成家，贤惠而勤劳的大嫂便担负起了带养我的责任。听大嫂说：由于我是幺儿，一家人对我很是怜爱，我很多时候都由大嫂背着劳作，我幼年丧母后，是大嫂给了我的母爱，这是我的不幸也是我的最幸。直到现在依然把大嫂当母亲敬重。她在1983年病逝时，我得到消息后连夜带上五儿彭从贵赶山路八十余里去见她最后一面，并参予主持了她的丧葬。没有母亲就没有我的生命，没有大嫂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要让我的后人记住我的大嫂，如果清明或其他时节来到她坟前，一定给她烧柱香，捧一把土。
从八岁开始，父亲便送我到本堡念私塾，一直到十四岁，这六年读书生活并不连贯，或者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因为家庭原因而遭间断。十四岁后父亲又送我到离家二十余里的镇舟场上念高小，当时是去插班读五册，第六册时因为打摆子便停学了。这几年的读书生活，对我这样农民家庭出身的人来讲，也算是极高的待遇了。这段经历也影响了我今后的人生道路，记得当时的成绩还不错，尤其是背书的本事很令先生赞许。
十七岁那年，家里给我张罗了一门亲事，她叫罗孝芝，是本堡的人，婚后我们很恩爱，还生了一个女儿，但结婚还没满一年我便被当壮丁抓走了，后来女儿不幸夭折了。这一别就是十三年，而且近十年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由于当时兵茺马乱，壮丁还家者很少，所以在我走后的第三年，罗孝芝便在绝望中易嫁。
在家中这近十八年的农民生活，是欢乐与痛苦交织而成的。当时随时闹土匪，由于我们家还能自给自足，而且又居住在远离乡场的大山上，因此经常成为土匪劫掠的目标。记得有一年冬天的一个雨夜。我们家的大黄狗忽然狂吠起来，同时我们也听到有人从家门口的晒坝中跑过的声音，我们急忙开门看究竟，那人由于慌张，在天雨路滑狗追的情况下滑倒了，爬起来之后还是一溜烟跑了，我们开门时只看到一个夜色中的身影。在他摔倒的地方却掉了一封信，我们便将信撕开了，信中没有写收信人，只是这样写道：今晚上有土匪。得到这一消息，我们一家人都很紧张，经过父亲的安排，我们一家七口人便分散躲匪，全都离开了家。我当时约十二三岁，领着当时只有三四岁的大侄子彭绍文躲在家后边不远的一笼茶叶树下，夜里风在呼呼地吹，小雨在不停地下，四周黑洞洞的，我抱着幼小的侄子，侄子紧紧的抓住我，我们只听到自己的呼吸音和咚咚的心跳，心里盼望着天快些亮。半夜时分，土匪果然来了，这伙土匪约30多个，他们将我家后檐墙打了一个洞而进入户内，结果没找到值钱的东西便离去了。这伙人后来又袭击了离我家三里路外的张平武家，将他家一个有哮喘病没及时逃走的孩子作为人质抓走。带到半路大概是碍于这孩子反而给他们添了麻烦，便将他撂在水田里，天亮后躲匪的乡亲们陆续从山林里出来，才发现水田里那个孩子，他已经冻死了。
我们那儿是大山，那时山上倒处都是树林，树林中还有山羊，野猪和其他一些较小型的野生动物，不时还会有路过的猛兽老虎，豹子之类的。有一年冬天我三哥在办冬田，那天雾有些大，他正在扶着铧犁吆喝牛前行，忽然间牛变得极为躁动，不往前走而且呼呼呼的喷着粗气，三哥正觉得奇怪，这时在远处的雾中，只见一个小水牛大的野兽象猫一样坐在田埂上静静的看着他们，我三哥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大约过了一两分钟，那野兽便一跃一个田埂的往山上的树林中去了，走得那样安闲与轻松，不知道那是一只虎还是一只豹。
在山林中，经常会有猎人挖了陷阱或设了猎套来捕猎，而我们做放牛娃时，便经常遇到猎人没及时收猎的猎物。有一年三十晚上，我收牛回来就得到一只山羊，我将它扛在肩膀上抓住它的前后脚往家扛，它在我肩上发呜呜呜的发出象人在哭的叫声，我不敢及时拿回家，因为担心在大年夜拿野兽回家被大人认为不吉利，便将它放在离家不远的树林里，将牛赶回家后，悄悄的把这件事告诉三哥，三哥听了也很高兴，便与我一起去树林中将这意外收获取来放置在柴房中，等到团年饭吃过之后，三哥才将这件事告诉家里人。大家都为这意外的收获而很兴奋。
那时候，山林中的磨姑，野果子，这些东西很多，好多时候，我们只要将牛一赶进林中后，就不再有什么担心的了，找柿子，打板粟，寻磨姑，捕山耗子，等等，玩得尽情玩得舒心。
痛心的壮丁
“壮丁”这个词也许诞生在民国的历史辞典中，它的真实内函是年轻力壮的应征人员。那时候由于年年战乱兵源枯竭，政府为了补充兵源，在没有人愿意的情况下，就采取抓的方式来补充兵源，称为“抓壮丁。我在十八岁那年，便成为了这个历史阶段的真实产物。
1944年秋，我家寄食着一个篾匠，他叫聂多军，是四十多里以外的乐义乡的一个苗民，他名为做篾匠，实则逃壮丁，他寄住我们家，又是一个外乡人，这使当时镇舟乡的团总很高兴，因为可以将他准一个壮丁了。
农历九月九日这天晚上，当时我们堡的堡丁王树成等七八个人先后三次来我家要求将聂多军带走。我父亲和大哥觉得别人寄食在我家目的就是为了躲壮丁，现在让他们把人带走仿佛有失责任。于是出于一种纯朴的感情和不曾深思的道义，便坚决阻止了王树成等人的行为。最后一次我大哥动了肝火，凭一时的冲动竟将王树成捆了起来，并且申明：“我替聂多军当壮丁！”家里人极为难过，但还是做了一顿饭为大哥和聂多军饯行。当大哥和聂多军吃完饭和被捆着的王树成出门还没走几步，就遇上乡队长杨明轩接到报信后带着一伙人来我家抓人。旋即我家被他们包围了，他们开始大肆抓人。除了我三哥侥幸逃脱外，全家的其余男丁都被抓了，就连我二哥是傻子也被抓了起来。家中只剩下几个被吓得六神无主的女人。我们被押往乡长余向九的家中。
大哥因为阻拦抓壮丁，并且还捆绑堡丁王树成，此事让当时的接兵队长高鹏极为恼怒。此人心狠手毒，他认为大哥目无王法，于是亲自舞动一根兰竹扁担将我大哥就是一顿暴打。大哥被打得皮开肉绽，令人惨不忍睹。眼看就有被打死的可能，此时一个叫罗玉书的地主在场，他是我家的雇主，他实在不忍心悲局的发生，便急中生智，对我父亲大声的吼道：“彭吉安，你救救他一条命嘛！”父亲经人提醒，一下子也来了胆子，将命豁出增了，便一下子趴在大哥身上，用身体为大哥挡住高鹏的扁担。在一家人苦苦哀求下，罗玉书又从中说好话，高鹏才停止了他的淫威。此时大哥遍体鳞伤，气若游丝，但总算在阎王面前拣回了一条命。大哥的伤后来一直没好，并越来越严重，并在两年后就去世了。
几十年后的1992年我率子到乐义乡保胜村去上祖坟，有幸遇到聂多军，他和我一样也是行动不便的老头了。听说我来了，便拄着拐杖来见我，口口声声的称我们（我父亲大哥等亲人）为恩人。回忆往事，如在眼前，令人唏嘘不矣老泪纵横。
被抓的五人中，父亲年老，大哥重伤，二哥是傻子，聂多军是正抓的对象。我此时已经年满十八岁了，高鹏便将我作为壮丁抓了。当时罗玉书为我求情说：“这是彭家幺儿，现在年幼，还在读书”。不想高鹏却故意说：“是学生最好，我就是要这个读书的”。到了这步田地，一切都只好认命了。第二天我就被送往沐艾。我与三十多人关在一间屋子中，大家都被捆绑着。在沐艾关了三天，这其间，彭世贤的父亲我们叫二伯，他以算命为生，他知道我被抓壮丁关押在此，给我送过好几次饭。后来我们就被押往高县了。在高县期间，三哥来看我，说要将我换回去，但我想，我被抓是离家，三哥顶替我也是离家，我是家中的幺儿，家里人心痛我，但三哥此时已经的家庭拖累了，他走了他一家人怎么办呢？于是我坚决的拒绝了三哥的要求。
这样一别就是十二年，由于处于乱世，音讯难递，我直到十年后的1954年才与家人联系上。这十年间，家中发生了巨大的变故。我离家后，十年来音讯全无，家人认为我在这兵荒马乱中已不在人世，还特意给我做了一场道场，后来我听说后非常的伤心，我的离去给家人带来的打击的多么的巨大。第二年大哥去世了，第三年前妻子因为等待无望而易嫁了，我还家的前两年父亲去世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消散了。
民国士兵
我最开始被编入国民政府财政部税警团。驻扎在乐山的五通桥，后来调驻重庆，部队改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警卫团，驻重庆黄山。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部队迁驻南京水门口。部队改编为国民党国防部警卫第一团。四八年部队扩建为国民革命军四十五军九十七师。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我随部队溃逃，于浙江余姚被解放军俘虏，从而走上光明的革命道路。
虽然是抗战时期的军人，但因为一直是在后方作政府保卫工作，所以没有与日军作过战，这也是作为一个抗战军人的最大遗憾。如果当时被有幸派往前线，就算不能生还或者是成为一个伤残人员也会不后悔。
记得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整个山城处于百年难遇的大喜庆之中，每一个人都满面笑容，人们放鞭炮、欢呼、游行。当天夜里许多人放烟花，人们在大街上载歌载舞。
在国民党军队的五年多时间，真切的感受到低级军官的骄横，战友的体贴，以及国运衰败的动乱形势。期间曾受到过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要员检阅。南京解放前夕，我所在部队受到共产党的宣传，军长曾率全军过江投诚，但是也许是出于统战或战略考虑，奇怪的是我们过江后并未受到热情接待和整编。后来军中动摇人员的兴风作浪，部队又渡江回到南京，只有师长留在了江北。解放军对我们极为放任，来不管，去不留，逃不追。蒋介石为了巩固南京防线，鼓舞士气，曾检阅我们部队。他身着黑披风，由国防部长何应钦陪同乘坐首长车。其保卫人员身穿黑衣，戴墨镜，不停地在我们队列中穿梭。南京被攻下后，我随部队溃逃到时浙江余姚时，我们已经被溃散得仅乘一个班了。班长让我们把机枪的枪栓全抛在一个水塘中，后来追上来的解放军见我们的狼狈样也不理会我们，而是让我们走我们的，他们追他们的，把我们留给了后续部队。
参加解放军
被俘前，由于对共产党的不了解，再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所以对共产党总是心存恐惧。当时国民党宣传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是赤发红衣，心狠手毒。但当我们被收容集中后，没想到解放军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伙食，让我们休息了三天，并且对我们宣布政策：愿意加入解放军的表示欢迎，想回家的发放路费。这样的诚意是我们在国民党军队中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解放军官兵的真正平等，无论是吃穿，都无差别。加上我离家已经五六年了，家中是什么光景也不得而知，想到现在兵荒马乱的，万一在回家的路上又被抓了壮丁，那又怎么办呢。因为那时局势如何变化我们不能看清楚，而西南地区也还没解放。还不如暂时留在解放军中看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打算。留下来后，我被编入解放军华东军区二十三军六十七师炮团。
解放上海
加入解放军后，在浙江的临平训练了20天，便投入到解放上海的战斗中。我所在部队属于增援部队。曾经达到过一夜行军100公里的速度，一双新布鞋一夜间便磨穿鞋底。记得当时脚上打了几个大血泡，每走一步都是钻心的痛。身上还有枪支和弹药以及干粮。后来有一个女青年，她骑着一辆自行车走路，见到我的艰难样子，便毅然用自行车驮了我大约有三十里的路程。我部过黄浦江时主攻部队已攻入城区。当我部进入城区已是深夜。由于我部队是炮兵，随时都被机动调配支援，所到之处，总是看到伤员，尸体，硝烟，血污。后来我们在一个宾馆的屋檐下休息了下来。记得当时我还闹了个笑话，当时上海已经很现代了，我去那宾馆厕所，小解后一按水，不想那机关我不会用，一按便哗的一声便流个不停，我没有法，只好慌里慌张的出来了。
上海解放后，我所在部队又投入到舟山群岛的战前准备。记得一次敌机来扫射，我们正在训练，连长急呼我们卧倒，我趴在一个土坎下，当时忽然觉得腰部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我心里一惊，下意识的认为我中弹了。便后来过了一会儿觉得又无异样，才明白是虚心一场，原来是那扫射的机枪将石子打溅在和我腰上。这期间我被调为营部的通信员。由于工作的积极，荣立三等功一次。国民党的守舟山的守军军心涣散，后来主动放弃了舟山群岛。舟山不战而解放。于是我部又投入到天台山剿匪。后来因为我发生了咯血，所以未能参加一线作战。剿匪结束后，部队驻扎在江苏泰仓休整，直到朝鲜战争爆发，此间我荣立四等功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