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解放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文/妍冰
我的小姨是中山独立团珠江纵队队员，名欧宝霞，她每每对我们讲其家族和她的过往，常常令我心潮激荡。
小姨和我妈妈的爷爷名欧开祥，与粤汉铁路公司总理欧赓祥是同辈族亲，早年他在美国读大学，攻读机械设计及兵器工程专业，回国后受聘于广州石门兵工厂筹建处，后来，辗转到了湖北汉阳兵工厂，是汉阳兵工厂技术总监。那是妈妈他们一家九口在汉阳比过着较殷实的生活。
可是，1937年日本鬼子发动了侵华战争，妈妈和小姨随同她的爷爷欧开祥一家九口被迫返回故里——中山市南朗镇左步村，结果在归途中，遭遇日本鬼子的战火，加之土匪抢劫，导致她们殷实的一家家破人亡。
等一大家辗转回到左步村的时候，只剩下外婆和四姨欧宝霞二人了。
解放后，才相继找回我的大姨、我的妈妈和三姨。一个富庶的大家庭只剩下外婆和她四个女儿。
妈妈的爷爷、奶奶、爸爸、哥哥都在日本战火中丧生。
这是日本的侵华战争欠下我们家族的一笔血债！
那时四姨才十四岁，她经常随着母亲去崖口亲戚家小住，并常常帮助她大姨林海山看药店及送一些药品之类的纸盒。久而久之，四姨知道了她大姨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并由她的大姨介绍加入了中山珠江纵队天文台组织。
一天，我们去看望四姨，见她兴致勃勃，就问起当年她如何被大姨介绍到中山珠江纵队天文台组织的事情，于是，四姨详细给我们讲讲了那段过往，四姨说：
“那时后，我常从左步村来到邻村的崖口外婆家小住。大姨家也在崖口，就在外婆家附近开了家药店，我也常常去那间药店玩耍。刚开始，大姨忙不过来，会叫我帮忙照看店里的生意，我看到大姨常常外出离开店里，每每这时我就主动帮着卖药，招呼顾客。时间久了，大姨会让替她外出到指定地点，交代我将一个密封的口袋或者小盒子交给来人。每次来的人都不同。大姨看我做事谨慎，每次都毫无差错圆满完成，很高兴，经常表扬我做得好。又过了一些时候，我看店里没人就问大姨：我每次到不同地方交给来人的是什么？他们要买药为什么不到店里？大姨把店门关了，把我带到里间，神情凝重起来，她对我说：霞仔，你喜欢大姨吗？
喜欢！我毫不犹豫地说。
因为在外婆家里，大姨除了对我们很好以外，她对周围的乡亲也都很关照，就连路上见到的乞丐，大姨都会从衣袋里掏出散钱给他们。我觉得大姨身上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在闪光。
这时大姨又说：霞仔，我在做一件帮助天下贫苦人，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的大事。其实，你每次替我送的东西也是在做这件事。我想让你和大姨一起做，你愿意吗？
啊！我听了觉得眼前一亮，问：外婆知道吗？她也同意大姨做这事？
你外婆不仅知道，而且也经常帮着我们做事。大姨肯定地说。
好！我同意。我高兴地应承下来。
大姨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好样的，霞仔，我明天会把你介绍给我们同志。由他安排你以后做什么。”
第二天，我就被大姨带到一个地方，里面有一个中年男人，中等身材，目光炯炯，气宇不凡。他握着的手，问：小同志，你今年多大了？
14岁。我回答。
哦！好啊，人小志气大。我们组织里面有一个部门，名为天文台，我介绍你到那里做事，好不好？
天文台？那里是做什么的？我好奇地问。
明天我带你去，到了你就知道了。他回答，然后他继续说：
天文台里面有很多约束，有纪律，到了那里，有同志会告诉你，你记着，要求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让你做的，千万别做，也不要问，否则就会违反纪律，会犯错误的。
好！我记住了！我回答。
回来的路上，我问大姨：告不告诉我妈妈？
你明天先不要告诉她吧，等你走后我亲自对她说，不然，她不同意，你就走不成了。大姨说。
好！我欣然同意。
后来我被带到了五桂山福获村财伯家中。天文台就隐藏在财伯家里。财伯为了革命甘冒生命危险，他是一位十分值得敬佩的堡垒户。”
“天文台？是研究天气的部门吗？”听到这里，我也很好奇就打断了四姨的话。
“不是，不是。天文台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中山独立团下设的一个部门，主要承担中山独立团的宣传编印任务，兼做驻地周围的群众工作。名为天文台，一是作为县委宣传喉舌，经常刻写油印发布我党的消息，让人民了解全国的革命形势；二是台长黄云在广州中山大学时读书就是读的天文系，便借用天文台命名，又好记又利于保密。这天我在这里见到了黄云台长。”四姨继续讲述：
“黄云台长把所有人就叫过来，算我一共八个即：黄云（黄建树）、袁固（袁雪芳）、林超（郭冠旋）、刘中和、财伯之子财仔、谭深、李枚和我。
黄台长问了我的名字，说：为了工作需要我们这里都按年纪排序取一个代号，你最小，又是第八个进来的，以后不要叫欧宝霞了，就叫欧八好了。”
我从这一天开始，就叫欧八了。
1949年7月底，黄台长去石岐开会，傍晚，台长兴冲冲地赶回来，马上召集大家开会，台长说：
“告诉大家一个特大喜讯！我中山独立团主动出击驻崖口的国民党军队，全歼敌人一个连，毙伤敌军70多名，俘虏敌军11名，现在我们要将这胜利的消息刻印出来，下发给全县人民。今夜加班，一定要完成任务。马上开始！
当夜，我和李七、蔡九、蔡十负责刻写，其他队员负责油印。天蒙蒙亮，我们已经刻写油印好了。结果，庆功会尚未举行，我们已将消息发送中山县全境，令全县人心大振！
除此之外，我们先后编印了《战斗简讯》、《众报》。我们还刻印了部队领导的通告：《告中山县人民书》、《告国民党官兵书》、《论群众观点》、《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反对自由主义》、《建党建团展组须知》、《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
那一段时间我参与刻印编写了很多宣传品和小册子。就连我们戴的臂章、胸章、征收军粮通知书、部队内部使用的纸币票证等，也是我们负责印刷的。
记得独立团领导还专门表扬过我们天文台：
解放战争后期，天文台在五桂山的武装斗争、策反、迎解放、城市接管等各项活动中，确确实实起到了宣传战斗队的作用！
我们天文台的宣传印刷品发行面广、量大，我们都要用仿宋字体来刻写。因为刻写的字体很工整，敌人误认我们拥有印刷机器，他们屡次进入山区“扫荡”，搞突然袭击，我们马上登山钻山洞，把简陋的纸张油墨印刷工具藏进预先建好的土夹墙里，把现场打扫干净，不留下半点痕迹。”
“真的有印刷机器吗？”我再次打断四姨的话。
“哪里，其实我们的印刷条件十分简陋。”四姨继续讲述：
“所谓印刷机，不过用木板条配上木屐上的胶片刮油墨，用唱机头的针做笔，再用小三角尺和半截钢板和蜡纸，这些就是我们全部的印刷工具了。至于印刷所用的纸张、油墨，是财伯等群众冒险从敌占区偷偷买回来的。而我们印刷的报刊资料，如《华商报》《大公报》，是由部队领导提供的。
除了刻印编写宣传材料，我们也常常出没于五桂山和石岐之间传递情报，有时还是一个人完成任务。
记得有一次夜晚，天下着大雨，我一个人完成任务，从石岐赶回五桂山天文台。因为雨大天黑，我又冷又累，实在走不动了，就跳到路边一个坑里休息等待天明。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一看，雨早停了，天已经大亮，我赶紧从土坑里爬出来，下意识向下一看，这一看不要紧，我头皮都麻了。原来我躲了一夜的地方是一个塌陷的坟墓。土坑里是腐烂的棺木，还有尸骨。我赶紧离开，向五桂山驻地跑去……”
啊！我也毛骨悚然。四姨又说：
“1949年8月，原珠江纵队第一支队队长欧初，来到我们天文台。欧初也中山南朗镇左步村人，抗日战争胜利后，欧初已经是粤中山纵队副司令员。当年就是他创建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当他听说了我是左步村人，很高兴，走过来拍拍我的头，问：
小同志也是左步的？好啊！今年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我点头说：我是左步村的，叫欧宝霞，在天文台排第八，所以我现在叫欧八。今年15岁。
欧初司令员听说我也姓欧，知道了我父亲及爷爷的名字，他的神情凝重起来，对我说：
我们都是左步欧姓人，同族同宗啊！你知道左步欧氏大宗祠吧？在抗日战争时期，欧氏大宗祠曾是我们五桂山游击队组织宣传抗日救国活动的基地。它最早建于清代，经过战争的洗礼，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宣扬革命的场所。我们作为欧家人，为之自豪啊！
这是我与欧初前辈最近距离的相见了。听了欧初司令的话我力量倍增，对革命的胜利更有信心了！
过了一个月，我们天文台又来两位同志，台长说，以后再来的也按来时顺序排序了。这两个是姐弟，他们的代号就是蔡九和蔡十。之后又来一位女同志，代号李十一，她当时已经三十一岁了。她当时知道了我的年龄，笑着对我说：
欧八你才十五岁，做我姐？我女儿才小你几岁。
我说：谁叫你来得迟过我？
大家都笑了。
我们天文台的同志大多数是学生，离开学校就入伍，什么都感到新鲜，特别是我，年龄最小，又刚刚从汉阳回来时间不长，虽然也读过书，但是很多事也不懂，但是大家都耐心教我，我也很钻研，刻写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之间也很团结，谁想到好的办法，马上与大家分享。这样我们很快能从印单张蜡纸，到用四张蜡纸拼成一大张，就可以印出质量很好的大通告。而且我们也从印单色提高到多色套印，使报纸的标题可以鲜明醒目。
我们常常夜以继日地赶任务，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财伯家这间又矮又小的泥屋，既是工作室，又是休息地。平时，白天编写刻印，晚上还摸黑到邻村办夜校，宣传发动群众，访贫问苦，组织农会。农忙时到田里帮助群众车水、插秧、割禾、打禾、晒谷。
1949年秋，全国各地很多城市都解放了。驻中山县的国民党部队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拼命挣扎，疯狂继续“扫荡”五桂山，到处搜捕我武工队员。我们天文台的同志在当地群众的帮助和掩护下，转移到阴湿闷热的山洞里坚持工作。
这时我们的台长黄云因患伤寒，高烧达40多度，一直不退，转移时又逢大雨，福获村民用藤椅作担架，连夜将黄云台长抬到山洞里掩蔽。也是这个村一名青年妇女不顾个人安危，在敌人眼皮下，冒着生命危险，扮成上山打柴的样子，天天给我们送茶送饭，给黄云台长采草药、煎药、送药，直至把病治好。福获村民我们至今感谢他们！
就要解放了，曙光即将来临，这也是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我们天文台更加忙碌和紧张。我们每晚都有专人到长江嵩埔部队驻地收听中央广播，逐字逐句记录新闻，连夜赶回山洞刻写编印，天亮前就把党中央的消息印好，交给交通员带往各地，让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传遍中山的四面八方。
1949年10月1日，我们在收音机旁聆听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洪亮声音时，我们禁不住欢欣雀跃，兴奋至极，大家紧紧抱在一起，流着眼泪高喊：胜利了！我们终于胜利了！”
此刻，四姨眼里依然泪光莹莹。
“四姨，您那么小就参加革命了！真是令人佩服。还真应该感谢您大姨也就是我的姨婆，就是她的引荐的，才有今天的一切啊。”我由衷感叹道。
“是啊！就是她的引荐，我14岁就参加了革命，在中山独立团天文台得到组织的培养，我首先感谢大姨！更感谢天文台对我的培养。”四姨激动万分，她擦了一下眼泪，继续说道：
“1949年10月30日中山解放了！你知道当年为迎接中山解放要用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是谁做的？”四姨目光直视着我。
“不知道啊。是谁做的？难道又是天文台？”我问。
“当然是啊！广州解放后，中山的解放也日益临近。解放大军入城接管旧政权时，需要有象征新政权的国旗。中山县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中山独立团，将制作这面国旗的任务交给了我们珠江纵队天文台。
在距离中山解放的前几天，中山县委召集各界代表开会，因为天文台要承担制作国旗的任务，会议专门要天文台派代表参加，县委领导在会上传达制作五星红旗的规格和要求，商讨筹备迎接大军入城事宜。
当时，人民群众渴望解放，制作五星红旗的热情非常高涨。有商人建议说：迎接解放军，不能光要大的，还要做一些小一点的红旗。于是会议又规定了小红旗制作的规格。石岐、五桂山区等地的很多商人、裁缝都参与了解放中山所需的小五星红旗的制作。
会议结束后，派出的同志回来，马上向台长汇报，台长命令我们就在山洞里开始制作五星红旗。国旗为红色上面点缀五颗黄色的星，象征中国革命各民族大团结。大家一起按着县领导的要求，商量五颗星的布局，黄云台长和蔡十计算五颗星的比例，有同志按着计算好的比例将星在纸上画好剪下来，第二天一早，就派人去石岐城里买回大块红布和几尺黄布。又让手巧的同志将裁好的纸星附在黄布上，剪好了五颗五角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