蹚过1986年那条河(散文)

沈凌轩 2月前 65

拖拉机咆哮着,穿过沙丘起伏的河道,越过蜿蜒的千里堤,下来第一个村子是河北陈村。在大平原阔野里,过刘村、赵锻庄、辛兴,一路向北,我数着地名,忽略了路旁大杨树上喜鹊的鸣叫,与间隔号般存在的喜鹊窝。

那年腊月,我十八岁,穿着肥大的红风雪衣,心头揣着一团火,端坐在拖拉机车斗里。北风凛冽,竟忘了潴龙河上空尚有光辉的冬阳。

一路颠簸,烟尘跟着突突叫的拖拉机,附在我身上,从河南岸飘到河北岸,绵延二三十里,到达刘各庄县分院。

县分院的人却不知道我要来报到,这给我兴奋滚烫的心泼了一盆冷水。当然,他们也没有因此冷落我,而是尽快落实我的住宿问题。时间这个过滤器,把我塑造成一个健忘的人,借宿人家的位置,姐妹三个的名字,统统被头脑的沙尘遮蔽,却存着若有若无一股羊膻味。这家人把炕头的位置留给了我,冰凉的脚在暖暖的被窝里慢慢缓过来,羊咩咩着,蹄子不慌不忙踩着风中滚动的落叶,像踩喑哑的琴弦,窸窸窣窣,琐碎的叮咛般让我没着落的心安定下来。

1986年的县分院,一座四四方方的大院,是刘各庄的大队部。靠北一溜青砖垒就的平顶北屋,靠南是对称的一溜南屋,南屋正中间,前后开门做了大门楼。医院的医生都像大医院那样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倒忘记了有没有大稍门,反正医院的门从来不关。大院东南角立着一个三四层楼高的水塔,水塔顶上挂着七八个大喇叭,大喇叭响起的时候,抬头望上去,水塔上一圈方天画戟般的装饰在艳阳下闪着光。开关水闸由同事京子的堂叔大寨负责,我也跟着京子管裤腰上拴着一嘟噜哗啦啦钥匙的大寨叫叔,这位老人真有叔叔范。大寨叔的小儿子辉比我小三岁,整天腻在大院里。这个大院很热闹,二三十个小孩在一招一式练武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者,正观察着习武孩子的姿势,间或矫正一下不规范的胳膊腿。人们喊他刘老师,名学会。十五岁的辉就在这群孩子里面。整整半年多的相伴,竟不知刘老师曾在全国武术比赛中代表河北队获亚军。多年后看《蠡县志》,才知道刘老师是鼎鼎大名的“南拳北腿”之北腿的“戳脚”第五代传人,县志在体坛名人栏目专门有关于他的记述。当看到这一页,梳着大背头、镶着金牙的刘老师就和书上的他重合,有了明月般的光辉。

刘老师住在北屋中间正冲大门的屋子,坐在屋里能看到街上走动的车马和进进出出的男女老少。门前有两棵碗口粗的柏树。或许刘老师体格健壮,没有顾虑风水的影响,可偏偏天意难违,在1986年那个中秋节早上,刘老师带着学员们练习,听刘老师口令才能休息的孩子们几套动作做完,练累了,左等右等也不见老师出来,辉和一个同学走进了厕所,发现敬爱的刘老师躺在爬满蛆虫的地上。李医生和刘医生听到喊声跑到厕所,却回天乏术。几十个孩子惊慌失措,大一声小一声地叫:“刘老师!刘老师!”他们敬爱的刘老师也没睁眼。突发心梗去世的刘老师年仅五十一岁。我恰好回家过节,再回来,院里清清冷冷。月光润朗带着清辉,映照着刘老师的玻璃门,两扇斑驳的门对关着,浓密的柏树影子投到门上,我们却不敢再进屋,总感觉刘老师还端着大茶缸坐在屋里喝茶。

我和京子住刘老师隔壁。简陋的屋子,门上的蓝油漆一块一块脱落,屋里两张简易床,一个砖砌的煤炉子,取暖兼做饭,后窗户用枯树枝和黑油毡堵着。有次出于好奇,我掀开一角,就失去了再看的勇气。屋子后面,是密不透风的荒园子,乱蓬蓬的臭椿树和杂树遮挡了一切,狗尾巴草穗伸到了高高的窗台下。辉说,怕啥,我师傅一个人在,来一连人都不怕。

盛夏的一个夜晚,暴雨如注,我和京子惊异于霹雳一样的雷声和近在屋顶的闪电,两个人不约而同要睡在一张床上。狂风、暴雨,夹杂着屋檐上的滴滴答答、哗哗啦啦的流水声,让人睡不安稳。迷迷糊糊中,我竟然掉下床,右手腕着地,当时摔蒙了,居然忘了疼痛。

手腕有点肿,刘老师给按摩了几次,很有效。传统中医与武术,有各自的领域,却殊途同归。跌打损伤,用刘老师的按摩加上三七伤药片、红花油,活血化瘀,我的手腕完好如初。

随着刘老师过世,安心睡在宿舍的日子,再也没有了。

刘老师走后,我住到了京子家。那会儿院子里的茄子还没落秧,京子炒茄子放蒜末,很香。冬天的时候,一家人凑在奶奶屋喝粥,早晚都喝黄豆嘴面条头棒子面咸粥,真是暖胃的好东西。京子有偏头疼的毛病,大伯自学中医,让京子吃水煮羊脑治病。京子一笑,嘴边有个小酒窝,她说,真腻歪这股子羊肉味。京子是化验员,平时在药房帮忙。那年,我俩形影不离,是1986年这艘时间之舟上同舟共济的好姐妹。

另有插曲。

县分院有我的卫校同学杨军,见到被尘土包裹的我,不苟言笑的他,极力忍着,还是笑得眯起了眼睛。我和他卫校时也没多少话。他总是穿着一件军绿呢子大衣,双手伸到衣兜里,迈着大长腿独来独往,从党校到卫校吃饭的路上,同学们叽叽喳喳三三两两结伴,唯独他很孤傲,好像来回路上都在背诵功课。听说他的叔叔是卫生局局长,故而卫校结业,他就和吃商品粮的几个同学一同走上工作岗位。而我,在地窨子里与柳条麻绳纠缠了三个月,终于得到救赎,来到县分院。那时的县分院对于我具有拯救性质,不亚于传说中的诺亚方舟。

那年《西游记》上映,片尾曲:“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对于未来,我更想吼上一句崔健的摇滚,虽然不是我的性格,却代表着我的喜悦和憧憬。

母亲和小舅把我放下,千叮万嘱后走了。

我忍着眼泪,有点不知所措。杨军解了围。

我的来到,犹如一颗石子,打破了貌似平静的格局。

大概和杨军一起吃了几天饭,年后,他再也没来上班。“逼”他走的,竟是我。县分院的前情我并不清楚,我到来后,负责人回县里,卫生局也不再插手这里的人事。我恰恰在这个节骨眼来县分院。此前县医院与县分院有垂直隶属关系。因而,几位医生对卫生局撒手不管颇有微词,也许因此降罪于杨军。我来之前,有两名护士,其中一个是杨军。在这个均衡的天平里,没有多余护士的领地。我来,他走,让我心里压上了一块石头。我一边为杨军惋惜,一边为自己担忧,来了县分院,它却不在体制内,路究竟在何方?刘各庄是归宿吗?不论如何,我也不想成为在烈日下锄禾的人。而我眼里的诺亚方舟不过是风雨中飘摇的一艘小船,它伸出的桨,不过是把我从地窨子里拉出来。回首1986年的县分院,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驿站。

多年后,同学会相见,他还是笑得眯起了眼,让我坚冰般的愧疚一下子释然。我特意坐在杨军旁边,他说起了读研的大儿子,上华北电力的二儿子,说他所在的乡医院和收入。这个少言寡语的人居然可以滔滔不绝,那份满足春日暖阳般美好。不幸还是石子般投向了他,不久,竟听说他肝癌去世。那个在大风中拉了我一把的人,终于没抵挡住病魔的暗袭。

县分院通往村东的公路,必经两个大坑。那个夜晚,村东演电影。回程路上,星光布满夜空。起风了,沙尘迷了我的眼睛,一脚踩在砖头上差点跌到坑里。杨军不由分说拉起了我的手,行进在黑魆魆的人群中,直到我借居的人家门口。相逢时间太短暂,我和杨军也没故事发生。他留给我的印象,就是穿着军绿色呢子大衣独来独往的身影。

我看了下数字,两千余字。我竟然写了两个故去的人。他们生命的河流本该活力四射,却过早地干涸。于我,他们已成为人生旅途中的荒漠。

李医生家在大院的东北角,门前的杏树犹如华盖。

截取生活的画面一:李医生的儿子蛋蛋三岁,每天顶着绿色痰盂在树下徘徊,与妈妈逗乐。痰盂遮住了眼睛,他垂着头走一步,再走一步。妈妈忍住笑,作势用长把扫帚打他。他将痰盂抬起来露出眼睛,围着杏树跑啊跑,欢快的笑声撒了一地。

我叫蛋蛋的妈妈花姐。花姐不是俊俏人,烫着垂肩的鬈发,身材丰腴。两道浓眉,衬得眼睛越发的小。毛发茂盛,上嘴唇有着绒绒的黑毛,人却极爱干净。她每天细致地梳洗打扮,脸上涂着厚厚的白粉,香气令人作呕。可身的上衣紧绷绷的,裤子线条熨得直溜溜。上班之余,她的两只手就浸在大盆里,孩子大人从头到脚,床单被头三天两头洗洗刷刷。痰盂都刷洗得干干净净,故而,经常成为蛋蛋的玩具。

干瘪和丰满,可以作反义词。这样的一对人,却成了夫妻。花姐胖且黑,李医生瘦削而白,高颧骨,一笑露出一颗包铜的虎牙。月朗星稀的夜晚,我们都习惯坐在杏树下拉呱。花姐总翘着厚嘴唇说,上当了,以为嫁了一个大学生,结果正式工都不是。嘴里这样埋怨着,瞄向李医生的眼神却满是爱。李医生也不辩解,解围似的逗着蛋蛋,惹得蛋蛋咯咯笑个不停。李医生在甘肃兰州学医,临床经验丰富,医术确实高明,至于工作学历户口及其他一概不详。那时从李医生嘴里得知甘肃的水果好吃,甘肃有李广杏。有时候,就有杏子从树上掉下来,那些熟透的被鸟啄过的,令人垂涎欲滴的杏,散发着浓浓的蜜意。这棵硕大的杏树,春风中盛开满树繁花,疏朗遒劲的枝干可入画,缀满累累果实,颇具审美价值。也确实令人愉悦。花开时节,它像梵高的《盛开的杏树》,每当晨辉浸染,向阳的树叶布满金线,就让我联想到《神仙传》杏林的典故,我以杏林中人为荣。杏树下的人家,却失去了消息。

花姐是我刻意疏远的。

女人善妒,或许是逃不脱的真理。那时在村里行医,出诊是常见的事,李医生出诊常常带上我,也是分内的事。我并没有多想,而李医生也并无不妥之处。有次花姐回娘家,恰逢刘各庄集,我称了半斤肉,炒了柿子椒请李医生吃了午饭。晚上花姐回来,竟在杏树下恶言恶语,耻笑李医生想讨小老婆。我正在院子里倒刷锅水,听到这句话,心被毒蛇咬了一口似的。这天晚上,我没去杏树下坐着。第二天,花姐也许觉得话难听了,邀我去她家吃牛肉馅饺子,我以胃不好为由婉拒了。

1986年那年,我赤脚高160厘米,体重不足90斤,瘦弱得能被潴龙河畔的风吹倒。还真得感激李医生,那时常常犯胃疼,冷的、硬的,枣、红薯、韭菜,甚至煮玉米,一吃就犯病。孤身在外,苦于被胃疼折磨。李医生给开了几瓶药,记得有维生素B6、鸡内金等,几瓶药还没吃完,胃疼竟没有再犯。偶尔,胃不舒服,含点姜片就能缓解。

第一次回家,是李医生骑摩托车送我的。生性不愿给人添麻烦,李医生和花姐都坚持。推辞不过,我坐在雅马哈摩托车上,手抓着座上的横带,与李医生保持着一定距离。摩托车驶过干涸的潴龙河,沙滩黄乎乎的,覆盖着干枯的茅草和蓬草。风呼啸着打在脸上,麻酥酥的。从刘各庄到正南偏西的县城,再到县城正东的孟尝村,足足有五十里。一想到这漫长的路途,只会骑自行车的我就止不住地发怵。

1986年的潴龙河早已成为季节河,盛夏河水流淌时,蛤蟆满地蹦,群鸟翱翔,给翠色的大平原镶上银色的缎带一般。更多的时候,它裸露着土色的沙滩。在潴龙河干涸的时候,可抄近路到刘各庄。

这座有六七千人的大村子,写满新奇,它的几任领导都有在新宅基地规划上的前瞻性,村界方方正正,新辟的大街很宽敞,新房旧房商店集市陌生又熟悉,于我有着无可名状的诱惑力。在我们村的人还起早摸黑在窨子里编簸箕,用鸡蛋换盐吃的时候,刘各庄的女人们在毛纺厂上班,衣着光鲜,脚蹬皮鞋,手上戴着金闪闪的戒指。有些能干的女人,走出蠡县走出河北,倒卖腈纶线和腈纶毛衣毛裤,吃“二道边”。这些女人,很令我开眼,她们长相俊俏,却男人一样爆粗口,开玩笑不外乎男女那点事儿。同为燕赵儿女,小范围说潴龙河流域,河北片的人大都健谈,一副见过大世面的架势。也确实得承认这个事实,在潴龙河北,化纤纺织业兴起,村里的男人走南闯北,跑遍大半个中国。他们出手阔绰,动辄买几盒蜂王浆作补品,有些人也没钱,但是观念却不陈旧。仅刘各庄一个村,就有皮毛厂、制革厂、针织厂大小三十多家;北头有河北梆子剧团,南头为老调剧团,村东有座礼堂;北头人练马家拳,南头戳脚,学员免费学习,老师的教授费及吃住都由村里负责。皎洁月色中,县分院凉风习习,练戳脚的孩子们嗨嗨哈哈。男人们侃侃而谈,去过皇城根,下过天津卫,云贵川好像一马平川,任他们来来去去,哪里像捋锄杆的农民。时间的框架里,虚幻与真实存在已成过去,他们的名字大都已模糊,那略带炫耀的语气和神态,却还在闪烁,渐变为我生命里永不褪色的风景。

大概在1990年代早期,我回过一次刘各庄。那是一个计划外的行程。具体组织者已沉到时间的河流,有些细节却如浪花飞溅。那时,恰逢改革开放时期,蠡县的皮毛业如火如荼。半个县的人从事皮毛买卖或者加工业,很令人眼热。这个时间段,我已回鲍墟乡医院工作。下班之余,乡政府、粮站、税务所、派出所的人有时会过来聊天,或下象棋打发时间。大都拉把椅子坐在大泡桐树下,吞烟吐雾。派出所有我同学,那天闲聊,他说有一笔生意坐等赚钱,可惜没有本钱,你认不认识大款。我那时单纯啊,绞尽脑汁想半天,想起有次县里例会在街上看到骑着摩托车的华哥。我骑着自行车慢慢悠悠走着,一辆摩托车吱一声,在我前头停下。骑摩托的人摘掉墨镜,原来是华哥。他真是帅,一米八多的大个子站在那就是风景。华哥说他开了一个歌舞厅,就在村东马路边,你有事说话,需要钱告诉我。华哥神采奕奕,手上一枚方形戒指,毛蓝色西装笔挺,扎着同色的领带。看打扮,很考究。无疑是发达的人。

这家伙太懒了,什么也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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