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人们都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我们这些老家伙呢？早已完成了总结的“必须”，展望也是可有可无。
忽然，想到了三十年前的那份耕耘，一桩桩，一幕幕，犹在眼前。
20世纪90年代，正是改革开放迅猛发展的时期。30来岁的我，是县乡镇企业管理局的一名中层工作人员，领导一个部门，兼职一个中心，代管一个协会，可谓风风火火，生机勃勃！
部门不大，也就是三四个人，领导的范围却覆盖了全县的一个行业，不可谓不大。
那时的乡镇企业如火如荼，大有希望。同时，又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发展思路、管理模式、运营资金、工作途径等等。管理部门的工作，就是要拿出切实可行的意见与办法，供基层与企业实施。
县一级的乡镇企业管理机构，是在“条”“块”双重领导下运行的。对上，接受各级乡镇企业管理机构的领导。在县里，是职能机构，要认真贯彻领导机关的指示与规定。
我的部门负责管理与运营，既宏大又有些虚无缥缈。怎么开展工作？既不能与其他部门的方法硬套，又不能甩开具体的实务工作，搞一套人们看不懂摸不着的改革。我们的工作中心是三个重点，即：重点在理论上的研究与消化，重点在调查总结基层与企业的好经验、好办法，重点在发现人才，树立楷模。
我本是个文学愤青。暂时，文学的梦想搁浅了，只能一个猛子扎在工作上。还别说，文学愤青也是一种资源，为我从事的“理论消化，调查研究”，提供了先决的条件。
为了写这篇散文，我翻箱倒柜，找回了当年写过的一些文章。两个很大的文件包，塞在书柜的最底层。庆幸，搬了几次家，居然还没丢掉。文件包的表皮斑斑驳驳，皱皱巴巴，锁生了锈，拐角脱了皮，像是百多年前的老古董了。打开包来，一折一折，一叠一叠，有书，有报纸，有文稿，还有……纸泛黄了，皱褶似是要裂开了。慢慢地，一件一件地拿出来，摆满了一个茶几。再一挑选、分类，看出来了，有新闻报道，有理论研究，有人物采访等，达50多件。时间呢？主要集中在1993——1996这四年间。
这些东西，有一大部分是被我剪裁下来的一片一片“豆腐干”。发表的报刊及杂志有《中国乡镇企业报》《安徽日报》《安徽工人报》《合肥晚报》《经济开发报》《江淮时报》《肥西报》《乡镇企业家》《乡镇经济研究》《乡镇企业调查与研究》等。
《管理体制改革设想》，是我写的第一篇涉及经济理论的文章。是在改革开放阔步前行，而乡镇企业的管理，尤其是职能部门的管理显得有些弱化的情况下写的。文章成稿后，最想发表在《安徽日报》上。我通过一位熟人的引荐，拜访了当时《安徽日报》经济理论部的主任。这位主任约五十岁的年纪，曾被报社派在某市当过记者站的站长，既有丰富的新闻采访经验，又有着深厚的经济理论功底。他看着我的文章，先是不住地点头，又是不住地摇头。他点头时，我很高兴，感觉有戏。他摇头时，我的心紧张了起来。还没等他看完了，我说道：“有问题吗？”
主任匆匆地看着，看完了，将稿子还给了我。说道：“有问题，问题很大呢！”
我愣了，不知道他说这“问题很大指是的什么。”
“什么问题？”我有些迫不及待了。
他的一只手抬了起来，在掉落得只有一圈头发的头皮上挠了挠。说道：“我这报纸发表什么样的文章，都是在代表上面说话。乡镇企业的管理体制改革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可怎么改革，尚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你的设想很大胆，对体制的框架与运行模式都提出了全新的思路。这个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随意可以决定的。若上面没有明确的指示，我发了你的这篇文章，就表示上面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会是什么情况呢？我不说，你也会明白。当然，你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你的效果达到了，我就犯错误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只得低头不语，便准备离开了。
主任又说道：“这篇文章不错，主题明确，层次清晰。最关键的是思路很好，可操作性很强。”
我有些感动了，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接着，主任又说道：“可以投给你们行业的报纸或杂志，应该能发表。”
“哦”！我有兴趣了，便问道：“行吗？”
主任说：“行业的报纸杂志，是‘鼓与呼’最起劲的刊物。这样的文章，正是他们想要的。”
我和主任握手道别，心里既忐忑又高兴。
第二天，我真的将这篇文章投给行业等级最高的《中国乡镇企业报》了。
投过后，我的心里依旧不踏实。因为，这是第一次给国家的报纸投稿，又是这么极具分量的“设想”，能够发表吗？
没想到，第一个星期投去，第二个星期就发表了。而且，是发表在《理论探讨》栏目的头条位置。标题以大号字体横排，与整篇幅文字一样长。翻到这一版，一眼便看见了，非常醒目。
这篇文章发表后，还真的收到了不一样的效果。全国各省，尤其是我们省的很多县，乡镇企业的管理机构都由局升格为委员会了。还有，我本人也因为这篇文章，以及后来陆续的投稿，被《中国乡镇企业报》评选为全国50个优秀特约记者之一，还获得了进京参加会议与学习的殊荣！
《安徽日报》经济理论部主任的担心，还是有道理的。就说我们县吧，局升格为委员会，本是令人开心的事，却留下了无法说得清的遗憾。
局升为委员会，实际的级别没变。按道理说，原来的局长转为主任，应是理所当然的。若那样，岂不就是换汤不换药，升与不升，还不都是一样！怎么办呢？只好委屈了一位副县长兼乡镇企业委员会的主任，原来的局长转任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
一次酒局上，我和常务副主任都在座。酒过三巡，都有了些酒意，常务副主任端着满满的一杯酒举到我的面前，笑呵呵地说道：“感谢你的一篇文章，我很荣幸地由正转为常务了。来，走一个！”他一仰脖子，喝了。愣得我半天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赶紧地喝下一杯酒，装起迷糊来了。
不久后，《经济开发报》的一位记者老胡找到我，说：“乡镇企业这么多企业家，你别光想着写新闻，搞理论研究，要写写人物呀！”
“是呀！”我说：“怎么就没想到呢！”
我们全县，具有一定规模的乡镇企业上千家，每个乡镇都有几个排得上号的。有些企业在市里、省里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凡是发展较好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必定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领头人——厂长、经理。
于是，我写了《陶者，王月华》《铸造人生任自田》《杨立元的缫丝经》《戴昭银的三步棋》等等。
《陶者，王月华》是专门为一家杂志写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文章发表后，杂志及王月华的建材公司都忘了文章的作者。我不仅没有拿到稿费，就连一本样刊都未给。后来，这篇文章又在《安徽工人报》上发表了。
我这人的脸上胡子有点多，还很密集。我理发，不仅是理发，还要看理发员的刮脸手艺如何。我看好一家店，女老板的绝活就是刮脸。
某天，我躺在理发椅上，紧闭着眼睛，正享受着女老板那柔和的小手从上往下，从左向右，一刀又一刀地刮着。隐隐约约地，听到隔壁店里的收音机正在播《陶者，王月华》。是男声，吐字清晰，音色纯正，语句流畅。我自己写出来的文字，自然是再熟悉不过了。我并未觉着文章写得怎么好，只不过是将王月华，怎么从一个拖拉机手转行搞砖厂；又在别人还用力烧实心砖时，他研究起空心砖来了，开启了一条新型建筑材料的生产之路，把一家濒临破产的小窑厂，发展成为集建材、运输、电子元器件等多种项目合成的大型集团公司，一举成为省级明星企业。听着，听着，我都有些陶醉了，自己夸起自己来了：“这思路，这文笔，这功夫……真的不错！”
文章一播完，我以为就结束了，哪知道播音员又说了一句：“本文作者为×××。”
嘿！我的作品，署名居然是别人！
我常年向这家广播电台投稿，编辑都很熟。我给编辑打电话：“这篇文章是我写的，并发表在《安徽工人报》上。你们采用是可以的，怎么作者倒变成别人了呢！”
编辑也很诧异，说：“文章是王月华的建材公司办公室×××提供的，是打印稿，没有署名。我们以为是×××写的，就署她的名了。”
编辑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去王月华的建材公司采访，接待并给我提供资料的就是×××。文章写好后，打印成清样，没有署名。清样印了三份，给她两份，是要王月华审看的。最后说没问题，我发稿了，清样并没有收回，这就出现乌龙了。
广播电台很是认真，立即纠正，并将这篇文章又连续播了几次，还向我支付了稿费。
那个年代，从事文字工作是极其辛苦的。电脑还没有进入办公室，无论写什么，写多少文字，靠的就是手中的一支笔、一沓稿纸。每篇文章，从起笔到完成，需要反复修改，需要审查定稿，得好几遍才能完成。
我这人水平不高，还有个坏习惯，白天写不出东西，只有在夜深人静之时，一盏孤灯，一身孑影，奋笔疾书，如饥似渴。一日复一日，一年又一年，皆是如此，没有数过窗外的天空显现过多少颗星星，也没有收获过几枚闪光的勋章，却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2025年1月8日写于合肥翡翠湖畔
（原创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