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结婚后没多久，在丝绸厂工作的媳妇儿也失业了，跟我来了北京。那时候我的生活，已经逐渐好转起来，已经能够负担的起一家人的生活了，只是要租一间房子。
那时候公司在西三旗环岛附近，租着老郭的一个仓库。老郭是当地人，四十多岁，大分头，三角眼，黑面庞上有几颗长着长毛的黑痦子，厚嘴唇总是微张着，漏出烟草熏黄的牙齿，一看上去就是那种狠人。他自己经营着山东拉过来的石膏板，对外批发。我媳妇儿没来之前我和同事们，包括老板夫妻都住在仓库西侧的一排平房。媳妇儿来了，我就在不远的西二旗附近农村租了一间房，每天骑车上下班。没多久，老郭在仓库西面院外的两排平房落成了，和老郭的大院就隔着一道铁门，开始对外招租。我的老板老田就说，干脆搬过来吧，上班抬脚就到，我想也是，就退了西二旗的房子，在老郭这里租了一间房，大概15平米。
开始时候，媳妇儿也没打算常住，也是我抠门想省钱，就弄了几块儿卖纸剩下的台子板合在一起，上面铺上褥子，打算凑合了一阵子。正是初夏，刚盖好的房子很潮，有一股石灰和甲醛混合的味道，住着很不舒服，身上都起了红疹子。后来我到旧货市场买来了一张二手简易床，两张桌子。一张桌子用来放电视，另一张桌子用来吃饭和放些杂物。木质的衣柜有点贵，就买了那种由铁管组装起来的布艺衣橱。另外还有两个放杂物的皮箱子，这就是我们当初的全部家当。
那时候公司创立不久，销售太阳纸业的文化用纸，得益于时代的大发展，也得益于产品过硬的质量，生意很快火起来。我那时候业务已经做到第一、第二的水平，深得老板器重。后来老板缺人手，就叫我从老家叫几个人过来，90年代末期正是下岗潮，找工作没那么容易。我去找我的一位同学，他正好在家，没说几句，他的妈妈就先问我每个月能挣多少钱。我没说实话，只说2000多，都把她惊得瞪大了眼睛。其实我当年没低于过3000，那时候老家500都不好挣。很快人就凑齐了，同学朋友又变成了我的同事。这么多年，来来走走也有10多个之多。他们有的还拿我当师傅，当朋友，也有的基本失去了联系。
有了这些朋友，我的出租屋一点也不寂寞，下班了，大家喜欢聚在我家，打牌、喝酒，交流一下业务，屋子里充满着欢乐。
二
我每天上下班，只需跨过那一道大铁门，平时大门紧闭，只留大铁门上的小角门儿。大院的东门口紧邻着京藏高速，有多条线路在这里设站，进城很方便。
我那时候的邻居来自五湖四海，操着这种口音从事着三教九流的各行各业。有附近歌厅的小姐，有西三旗建材市场做建材生意的，还有小营市场卖菜卖鱼的商贩等等，真的是鱼龙混杂。大白天的那些小姐会把“客人”带回来，让老公出去给自己放风。那些老公看起来啥也不干，就每天在家带孩子做饭。有时候能听见他们在院子里跟比人炫耀“今晚又吃鱼”。招来我媳妇儿的一阵鄙夷的低声呵骂：“不要脸的玩意儿”。晚上更乱，大半夜能听见那些小姐嬉笑着呼呼啦啦往回走和开关门的声音；凌晨三四点钟，又有发动电动板车的马达声，那是卖菜的商贩去上货。
同院的有一个老太太人不错，任丘人，她是和两个儿子一起来北京做生意的。她身体不好，下了心脏起搏器，花了几十万，能听见哗楞楞的响。她经常叹息，孩子们挣的钱都花在她的病上了，把给他们娶媳妇都给耽误了。她很喜欢找我媳妇儿聊天，跟我媳妇儿一直叫大胖媳妇儿。还经常教我媳妇儿怎么做饭，在院里唯一的水管处一起手搓洗衣服，做了好吃的还会端过来一些。时间过了20多年了，但愿她还健在。
老郭这个人为人凶残，又是典型的周扒皮。给他当工人也是倒了血霉了。三伏天那么热，公司也没什么活儿，工人就靠在墙根阴凉处休息，他走过来，喝问，怎么不干活？工人大着胆子说，干完了，没活儿了。他厉声呵斥，没活儿，扫地，捡石子，擦玻璃，反正不能让人闲着。他压着工资不好好开，能欺负走一个是一个，要工资的好几个都挨了打。公司经常来送货的大货车，都是50吨上下的满载，有给他自己送货的，也有给我们公司送的。院子里空间有限，司机一个不留神就可能磕磕碰碰。一次司机不小心把他的墙垛子撞劈了，要了人家五千元，压坏一个井盖也要人家两千元。有的司机找我们老板求情，大老爷们儿哭丧着脸，净说些拜年的话，也不好使，不给钱就是不让走。即使报警也没用，最后也只能忍气吞声，掏钱了事。
有一天早上，我穿过铁门来公司上班，走在我前面恰好是几个“小姐”。老郭大声呵斥，谁让你们从这里走的？老郭之前确实贴了一张通知，禁止穿行。我一直没当回事儿，反正抬头不见低头见，他也知道我在这里上班。有一个小姐大着胆子说，这里过去坐车方便些。老郭二话不说上去薅住那人头发一用力，这个小姐就只能弯下腰，一声“妈呀”还没喊出口，就被老郭用力采着头发甩了起来，转了半个圈，丢出去。当时我眼见着那人脸变成猪肝色，眼睛突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趴在地上呵呵的喘气。她的同伴也都惊呆在哪里，没有一个敢说话。
他这样的浑人要说是天不怕地不怕，没想到他怕老婆怕的要命。有一次他在我们公司和我们老板打麻将，他媳妇儿突然闯进来，冷冷的看了几眼，刚才还脏话连篇的老郭立马脸色紧张起来，眼睛叽里咕噜直打转。他媳妇儿和我们老板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了几句闲话，就扭头走了。老郭长出了一口气，哈哈笑着拍着胸脯说，小田儿（指的是我们老板），刚才我媳妇儿太他妈给面子了，居然没把桌子给掀了，哈哈哈！事后我才知道，老郭是靠着他的两个小舅子发的家，两个小舅子也是狠角色，都蹲过大狱。老郭那时候都是几千万的老板，他不但对工人抠，对自己也抠。别人请他吃饭，他最多点两个菜，还都是便宜的，剩下了还要打包，说是回家喂狗。我见过他很多次他曾打包食堂剩下的饭菜，放进100多万的奔驰车里，也说是回去喂狗。
那个年代发财的这种人不在少数，他们基本特点就是有关系，有门路，胆子又大。后来老郭又在北边七里渠开发区弄了一大块儿地，盖了厂房对外出租，再后来西三旗和北七家的厂房先后都被规划拆迁，一番折腾下来老郭至少有上亿资产了。西三旗的厂房被征地后，我们公司就搬到了不远的二拨子的东升拔丝厂院里。我租的老郭的房子本来有押金的，实话说，没敢去要，因为知道老郭就没给任何人退过一分押金，要押金的人都被他“提灯定损”了，甚至挨骂挨揍。我也不想找这个晦气，我们老板也劝我算了，这事就不了了之。
三
拔丝厂我们用了东面的一处库房存放货物，老板在南面挨着库房南头建了一排宿舍。宿舍北面建了一个小院儿，分成若干房间用来办公，通过厨房可以前后相连。西侧建了一排鸽舍，鸽子每天咕咕咕地叫个不停。向阳处栽种了一棵葡萄秧，搭了葡萄架，倒也枝繁叶茂。夏天我们喜欢在下面支一个躺椅坐下，摇着蒲扇，目光检视或青或紫的串串葡萄，透过斑驳的葡萄叶子可以仰望碧蓝的天空，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老板一家三口就住在这个小院儿右手第一间屋，大概只有不到20个平方。别看他们都算是第二代北京人，也没有房子，一直和我们通吃同住。说是公司，其实更像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平时从来不会喊老板或者经理，都是直接喊他们哥、姐，姓也不加，加上仿佛就生分了。
最让我们可心的是在库房门口北面老板给我们几个有家室的业务员建起了五间宿舍。宿舍仅有不到十个平方，门口外面两米就是一堵墙，屋顶和墙之间搭着一排排石棉瓦，回家都要从库房门口唯一的通道往里走。南头还给盖了一间简易的锅炉房，暖气连着这五家。这对于漂泊在外居无定所的我们无异于天大的恩情，感觉这辈子算是跟对人了，也打算跟着干一辈子。自此，我的老板也成了我不要钱的房东。
搬家那天，我恰好出去送货，回来晚了，房子被他们捷足先登了。李毅选择了最里面的，他弟弟挨着他，他们看重的是里面能更好的保证隐私；外面的两间也被人占据了，他们图的是光线好，通透。中间的一间房子里面有光缆通过，地面有些不平整，也就成的大家嫌弃的对象。我没得选，只好将就了。后来住上才知道，住在里面的，冬天暖气不热；住在门楼的来回过叉车，汽车尾气，激起的尘土，噪音更为严重，反倒是我这间房的优势显现了出来。
我们就地取材，用夹纸板的木台子做板材，靠墙搭起了一个个简易灶台和碗柜。屋里简单收拾一下，搬来原来的双人床，布艺衣柜，在靠墙的窗台用砖头和夹纸板搭了一张简易床，两床之间仅仅有一米多，吃饭就在中间放一张折叠小桌，就成了一个简单的新家。媳妇儿和我还不会走路的大儿子睡在大床，我自己则睡在小床上。虽然没有冰箱，更没有空调，可是大家都很开心，总算在北京有了立锥之地。冬天冷还能接受，夏天简直是蒸笼，闷的要死，只能靠一台电风扇纳凉。要命的是公司没有厕所，要到拔丝厂西北角的公厕解决，至少有50米。大家白天还好，晚上每家都要备下尿盆解决内急。每天早上，无论是老板娘还是这些小媳妇儿，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端着尿盆往厕所走。
那时候我的大儿子是这些媳妇儿里面唯一一个带着孩子的，就成的大家的孩子。她们几个几乎天天聚在我的屋里，打打牌，逗逗娃，买菜一起出去，有好吃的大家分享一下。有一次李毅媳妇儿小丽要去菜市场，问我媳妇儿要不要带些菜回来。我媳妇儿知道我爱吃鱼，就让她带两条鲅鱼回来。没想到等我媳妇儿接过她买回来的盛鱼的黑袋子，袋子突然剧烈抖动了起来，吓得她赶紧把袋子仍在地上。一条长着胡子，已经被开了膛的鲶鱼翻滚着出来，嘴还在一张一合。小丽是重庆人，我媳妇儿是唐山人，她把我媳妇儿说的鲅鱼听成鲶鱼了。她买鱼时候还在琢磨，高静（我媳妇）怎么喜欢吃这种奇怪的鱼？这么大，就给她买一条吧，一顿够吃了。闹了这么大的一个笑话。到现在大家早就分开了，偶尔大家聚在一起，还要说起这件乌龙的事儿，大家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李毅家里有一台游戏机，晚上大家喜欢聚在他家打超级玛丽，我儿子跟这个游戏叫“打小蘑菇”；也玩坦克大战，是老板儿子教会我们如何让两辆坦克占据有利地形，怎么开炮才能通关的。人多时候，我们最常玩的是扑克“打双升”，就在办公司，老板和我们一起玩儿，不打到A都不罢休！但从来不耍钱。后来老杨到了我们公司和我做了邻居，两家处的很好，闲聊中，他媳妇儿说是要认属龙的为干儿子，我媳妇儿说我们这个也要找金命的干妈升着好。两家一拍即合，认了干亲，用老杨的话就是“打了干亲家”。
别看我们有灶台，也不怎么起火做饭。老板和很多员工一样爱喝一口，我们下班经常聚在一起喝酒。天冷在厨房，天热就在院子葡萄架下，啤酒都是整箱整箱的搬。我说我媳妇儿带娃没法做法，老板就说让我媳妇儿来公司和大家一起吃。后来做饭的走了，小丽和韦娜就在公司做饭，也经常会带一些食堂的好吃的回来投喂我媳妇儿。老板和老板娘也从来不会甩脸子。相反，老板还会没事儿悄没声的来这几家“视察”，一次他发现这几个媳妇儿下午聚在一起啃鸡爪子，像被他发现了新大陆，回来挨个跟我们这几个人打电话，开玩笑说你们这些媳妇儿在偷馋，回来要收拾收拾了，要不该上房揭瓦了。
别看屋子如此逼仄，还接待过我家里很多的亲人，我妈，我妹，丈母娘都来这里住过，他们来了，我就到公司宿舍去住几天。只是苦了我的大儿子，屋里床太小，外面车又多，从小没有爬过，就直接学会了走路，总感觉协调能力差，大概跟缺乏爬行有关系。
拔丝厂的那段时光是快乐的，公司业务欣欣向荣，大家你追我赶，朝气蓬勃，一团和气。我赚到了钱，在老家买了楼房，买了小面包车，老板更赚到了钱，也在小营桥买了新宅。从此都才算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四
盛极必衰，这是颠簸不破的真理。2006年，公司发生了很多变故，很多人都离开了公司，我也一样，在离拔丝厂不远的宝盛里租下一栋两室一厅，从此开始了创业。
房子在16号楼的某单元一楼，南北通透，卧室在南北两端，中间是客厅。由于是低矮的老旧小区，楼南侧很多杂树已长得非常高大，遮阴很厉害，导致平时活动的客厅较为昏暗，一天中大多时候都要开着灯才行。屋里没有任何家具设施，从床铺到灶台，从空调到桌椅板凳都是我们自己慢慢置备的。主卧的床是我从丈母娘家来回来的铁床，是媳妇儿当年当姑娘时候睡过的，次卧放的是我们原来用过的旧床，中间客厅就当公司办公。从旧货市场淘来两张桌子，两把椅子，两组铁皮柜和一个保险柜，桌子上放上一台电脑，外加一辆松花江小面包，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和房东交涉，房租是1200元/月，选择的年交，可以省下一点小钱。那些年国家飞速发展，北京房价也一路飙涨，房租也水涨船高，但我的房东多年一直没涨房租，直到最后几年才提出来，涨到了1800元/每月，那比市场价也低了不少。房子租的便宜，很多事儿我都不好意思找房东，暖气不热，水管坏了，交租房税费，卫生费，都是我们主动承担，每年逢年过节我都会买些东西去看望房东。即便是开始房租不高，也给我增加了很大的压力，毕竟公司初创，手上只有区区十多万元积蓄，在纸张这种重资产、薄利润的行业，是根本不够看的。很多事情只能只能亲力亲为，开车送货、搬运、对账、开票、送票，拿支票、跑银行税务，都是我和媳妇儿分工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