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有公
在张家堡金斗河的北岸，矗立着一座古老的庙宇——三圣庙，那里供奉着杨府侯王、五显大帝和蔡三侯王三位神位。其中，杨府侯王，俗称“杨老爷”，早已深深扎根于张家堡的地名之中，成为这片土地、这条河流以及村落里几百年来的精神灯塔。
提及“杨老爷有”，那些在三圣庙里启蒙求知的学子，无人不晓。然而，孩子们对他更多的是害怕，习惯性地叫他“杨老爷有”，而非亲切地称他阿有公。
时光回溯至1972年的那个秋日，年仅六岁的我踏入了三圣庙的“校门”。那时，平等中心学校的一、二年级便设于此，三年级后才转至东村东垟的关西学堂。上学，对许多人而言，是快乐的启程，但于我，却不然有这样的感觉，在那寒风瑟瑟的秋日，自己带着凳子上学，两只小手冻得通红，背着沉重的木凳前行，乐趣何在？更添几分恐惧的是，庙里的椽梁上竟悬吊着一口棺材。棺材是死亡的象征，本就让人心生畏惧，更何况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
棺材的主人，正是那位九十多岁的老庙祝。他身材高大挺拔，长方脸，满头银丝，银白的胡须，如秋日细长的枯草，随风摇曳，尽显岁月痕迹。他是一位孤寡老人，五保户，听说脾气暴躁，谁若侵犯了他的棺材和物品，他便是一顿责骂。开学时，老师就已经告诉我们，要尊敬老爷爷，否则后果严重，因为老师的老师也是这么说的。
某日课间，蛮大王阿远不慎将排球掷向棺材的方向，发出“嘭、嘭”的撞击声。这时，只见“杨老爷有”拄着拐杖，缓缓走出房间，那双略显模糊的大眼扫视着在场的孩童，厉声问道：“是谁把球抛向棺材的？”过了一会儿，只见阿远低着头，红着脸，从人群中走出，怯生生地承认了错误。老爷爷却话锋一转，对在场的小朋友说：“你们今后要好好读书，玩耍时也要小心，撞坏了我的棺材，你们可赔不起。”小朋友们被老爷爷的话震慑得鸦雀无声，毕竟，棺材可是压邪之物，谁能赔得起呢？自那以后，顽皮的孩子们再也不敢在棺材附近嬉戏打闹。
次年秋季，关西小学拆建完成，焕然一新，我们这些在三圣庙上课的学生来到新的学习环境——平等中心学校。从此，“杨老爷有”的身影便淡出了我的视线。
儿时对老庙祝的印象，模糊而遥远，我甚至不清楚该称他为阿公还是阿太。然而，五十年后，一篇杨奔先生的文章，彻底颠覆了对他的看法。
在《发蒙》一文中，杨奔深情描述了六岁时发蒙的情景。开学那日，母亲为他准备了特制的早餐：葱炒糯米饭配黄鱼鲞，寓意长记性、聪明与善思。随后，母亲央请邻居阿有伯送他上学。
杨奔还写到：”我被安插在孩子群中，很孤单，下了课，就待在檐下的水缸边看孑孓游泳（这缸里的水是供磨墨用的）。有人从背后抱起我，一看，原来是那穿长衫的先生，他问了我名字，又问：“你说，是阿妈好，还是先生好？”
这很叫我为难：要说阿妈好，先生会不舒服；要说先生好，这不是真话，我所熟悉和眷爱的是阿妈。只好含糊回答：“都好！”不想先生大为高兴。放学时告诉了去接我的阿有伯，阿有伯转告了母亲，母亲在饭桌上又做了郑重的传达，说我一上学就受到夸奖。”
由此可见杨奔先生在关西小学读书时，每天都是慈祥的阿有伯接送他上下学的，而且阿有伯还非常关心他的学习成绩。
我终于知道，那位老庙祝，原名杨作有，我应当被尊称为阿公，生于清光绪壬午年（1882年），在杨奔先生读书时，他已是奔五的中年人。由于一生无子无女，因此格外喜爱孩子，尤其是杨奔这样聪慧可爱的孩子。于是在关西小学的三年里，阿有伯每天接送杨奔上下学，而且非常关心他的学习成绩。
阿有公的一生，宛如一部波澜起伏的史诗，充满了坎坷与辛酸。在兄弟三人中，唯有大哥留下了血脉，然而，大哥、二哥以及那可怜的侄儿，都因为战乱或疾病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只留下孤苦伶仃的侄孙女与他相依为命。1948年，与他共度了无数个日夜的阿婆，也因病撒手人寰，从此，阿有公的世界变得空荡荡的，再无依靠。
解放初期，善良的村民们不忍心看他孤苦无依，一致同意将他定为“五保户”，同时分给他房子和土地，让他能够安享晚年。然而，这位倔强的老人却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这份好意。他宁愿住在那座破旧的三圣庙里，用他那颗善良而虔诚的心，义务担任庙祝，为前来祈福的信众们排忧解难，送去温暖与希望。
自从离开三圣庙，我再也没有见过阿有公的身影。1981年，当我初中毕业后，在三圣庙西首的卫生院开始了工作生涯。我试着踏入三圣庙，寻找曾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老人，然而棺材早已不见踪影，阿有公也如同人间的过客一般，悄然离去。
岁月如梭，五十余年转瞬即逝。三圣庙依然屹立在那里，庄严肃穆，仿佛岁月从未在它身上留下痕迹，这里也早已没有了往昔的读书气息。而每当我踏入这座庙宇，心中还是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感，脑海中，阿有公那严肃慈祥的面容如同画卷般缓缓展开，留给我一个深深的难以忘记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