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六十年代末的一个寻常日子，日头暖暖地洒在大地上。我远远望见父亲领着两个身影朝家的方向走来，心中顿时涌起一阵好奇。
那是两位军人，身姿挺拔，身着熨帖的绿色军装，高高大大，武装带束在腰间，每一步都迈得沉稳有力，飒爽英姿，帅气又威风，好似带着一股不容侵犯的气魄。
我满心雀跃，脚步轻快得像只小鹿，飞也似的跟了上去。他们一跨进窑门，我就紧紧倚在门框边，目光牢牢锁住他们。父亲热情相邀，可两位军人并未马上入座，而是笔挺地站在餐桌前，面向墙上那幅庄严肃穆的毛主席画像，同时抬起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随后，洪亮而清晰地背诵起毛主席的语录。那声音，坚定有力，仿佛带着无尽的信念。
仪式结束，他们才稳稳地坐在长凳上。父亲伸手示意他们坐上主位，可他们却一脸恭敬，轻轻扶着父亲，执意让父亲坐在主位的椅子上。姐姐端着饭菜走来，他们立刻站起身，双手稳稳接过，动作间满是谦逊。
吃饭时，他们安静地吃着，交谈甚少，只有碗筷偶尔碰撞的细微声响。饭后，他们迅速起身，从口袋里掏出粮票和零币，递向父亲。父亲推辞着不肯收下，他们却毫不犹豫，轻轻将东西放在桌子一角，再次向父亲敬了个礼，动作干净利落，而后转身，迈着坚定的步伐离去。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的心中满是震撼与敬佩，那抹绿色，在日光下，渐渐成了心底难以磨灭的印记。
二
七十年代的冬日总是裹着霜花，父亲又一次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身后跟着两个穿中山装的人。藏青色布料在煤油灯下泛着微光，他们的皮鞋尖上沾着新雪，一进门就带来了外面的寒气。
“王同志、李同志。”父亲解下棉手套，招呼两人上座。胖子王大大咧咧地坐在炕沿，瘦子李则拘谨地缩在条凳上。母亲快手快脚地往灶膛添柴，铁锅上腾起的热气渐渐模糊了窗棂。饭桌上摆着红薯粥、酸菜、豆腐炒粉条和玉米面饼子，胖子一边扒饭一边聊公社的水利工程的投工情况，瘦子在旁用钢笔沙沙地记录。煤油灯芯爆出火星时，母亲往他们碗里多舀了一勺稠粥。
饭后，两个干部掏出粮票和零钱，父亲推让几番才收下。“夜里冷，炕头给你们烧热些。”父亲卷着旱烟说。瘦子从带有五角星的黄帆布包里摸出钢笔，趴在倒扣的木斗上写材料，煤油灯的光晕里浮动着细小的灰尘。我缩在被窝里，看他们的影子在土墙上摇晃，直到窗外传来猫头鹰的叫声，我知道夜已很深了。
没几日，天刚黑，邻居的同学芒生送来了一个硬纸板上写满全队家长姓名的纸牌，对我说：“明天轮你家给张老师管饭了。”我高兴地答应着接过纸牌，回家给母亲说了此事。母亲对我说：“平儿，明早放学叫张老师来咱家吃饭，一块儿回来。”我应声答应。
第二天，张老师来家里吃派饭。他是我的班主任，总穿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想起上周他没选我去参加公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心里还堵着气。母亲特意蒸了二合面馒头，炒了油汪汪的洋芋丝。张老师夹菜时，我注意到他虎口处的粉笔沫白白的。
“平儿最近上课总走神。”张老师突然说。我扒着碗沿不敢抬头。“他昨天还在雪地上写张老师偏心呢。”母亲笑着解围。张老师放下筷子，从兜里掏出颗水果糖放在我碗边：“公社名额有限，下次带你去县里看展览。”糖纸透过窗户的光里折射出细碎的彩虹，我偷偷把糖攥进手心。
暮色四合时，母亲把馒头切片炕得金黄，配上油泼辣子和腌萝卜。我端着木盘往学校走，月光在雪地上投下树影。张老师的办公室亮着灯，窗台上摆着学生们送的野菊花。他接过茶盘时，我看见他教案本上密密麻麻的批注，还有几行没写完的话语。
多年后整理旧物，我在父亲的木盒里发现泛黄的粮票，背面用铅笔写着“王同志李同志1973.11”。那些在土炕上度过的夜晚，那些夹杂着柴火气的谈话，早已化作记忆里的煤油灯，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忽然照亮整个童年。
三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转眼间，历史的车辙已驶入八十年代。那是一个充满希望与挑战的年代，父母的背影渐渐弯曲，岁月在他们的脸上刻下深深的痕迹，家事的重担便落在了大哥的肩上。我们这个十几口人的大家庭，从此有了新的掌舵人。
大哥从生产队的小会计变成了村委员会主任，曾经给驻村干部和教师吃派饭的日子已然远去。但不知为何，来我家吃饭的乡级干部却越来越多。为此，嫂子和大哥没少吵架。那些干部们似乎总能精准地找到农忙时节，把摩托车或自行车停在大哥忙碌的地头，谈着没完没了的工作。我家的田地有好几十亩，种着油菜、小麦、玉米、豆子，还栽着辣子、烤烟、西瓜、蔬菜和果树。除此之外，家里还养着牛、猪、羊和鸡。日子虽忙碌，但也充满了希望。
三夏和秋收的大忙季节，这些干部来找大哥像是添热闹，总会让我家农活进度大打折扣。那天，阳光炽热，大哥正吆喝着大黄牛耕地，犁铧在泥土中划出一道道深痕。嫂子则拿着脸盆，小心翼翼地往犁沟里撒着化肥。远处，乡级干部的自行车停在地头，大哥无奈地停下扶犁的手，被来人招呼谈工作。见他们正谈得热络，大嫂也放下手中的脸盆，坐在地畔上休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太阳渐渐西移，大嫂抬头望了望天空，又看了看那片还未耕完的田地，叹了口气。她知道，一会儿又得回家做饭了，下午的农活又要耽搁了。果不其然，大哥对大嫂说：“收拾收拾，回家做饭。”大嫂无奈地收拾起化肥袋和农具，大哥卸了犁，扛起拉着大黄牛往回走，那个干部推着自行车紧随其后。
全家各忙各的事，做饭成了大嫂一个人的事。农忙时节，庄稼人吃碗面，辣子调红就行，但今天屋子里来了客人，而且是乡干部，总得炒几个菜，面食也得换个花样。这样的日子，一个月总有十几次，大嫂心里虽有些厌烦，但表面上却从未流露出来。生产责任制后，家里不缺吃的，她也不计较这些人蹭吃蹭喝，只是农活太忙，耽误了太多时间，实在让人无奈。有一天，大嫂实在忍不住了，和大哥吵了起来。大哥沉默了一会儿，说：“好老婆哩，我知道你辛苦，可这些人都是来帮咱村做事的。咱村上人日子好过了，也得多亏了他们的支持。咱不能忘本啊！”大嫂听了，眼眶微微泛红，她明白大哥的苦衷。从那以后，她不再抱怨，每次干部们来，她都会用心准备饭菜，脸上也总是挂着温暖的笑容。
岁月如歌，那些年在田间地头的日子，那些为干部们准备的饭菜，都成了记忆中最温暖的片段。大哥用他的担当撑起了这个家，母亲和大嫂用她的善良包容了所有的辛苦。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家，也守护着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如今，时光已远，但每当我回忆起那些岁月，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那是家的温暖，是岁月深处的炊烟，是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都永远不会熄灭的光。
四
当日历翻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扉页，那些在土灶前蒸腾的烟火气，早已化作旧式农耕文明的晚晖。如今乡道上疾驰的轿车再不会随意停靠田埂，公职人员的餐饮补助单里，也找不到“派饭”这个带着泥土味的词条。倒是城镇里的餐馆越开越精致，水晶吊灯下流转的推杯换盏，总让我想起当年妈妈、大嫂、姐姐们在土灶前手忙脚乱的模样。
回溯那些年的田埂会议，乡政府干部的中山装沾着草屑，大哥的汗衫后背洇着盐霜。他们坐在地头抽着旱烟，看暮色一点点漫过梯田，谁也不提吃饭的事，直到妈妈和大嫂端着冒尖的粗瓷碗从炊烟里走来。那些年的客人们，走时总要往桌边窗台上放粮票，或是帮着把晒谷场的玉米堆码整齐，仿佛吃了农家饭就欠下了天大的人情。
现在的饭桌上，恭维话比菜肴更丰盛，人情往来成了计算器里的加减法。可每当我捧着精致的骨瓷碗，总会想起驻队干部老修，他总说“这碗臊子面里有麦香”。那些在土灶前添柴的手掌，那些在油灯下补衣裳的身影，那些被麦浪簇拥的黄昏，都成了记忆里永不褪色的年画。
派饭制度早已消亡，但那些在饥饿年代捂热过陌生人肠胃的温度，那些在贫瘠岁月里捧出的真心实意，就像老屋门楣上的艾草，永远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当我们在霓虹灯下推杯换盏时，可还记得那些在土灶前为我们添饭的手掌？可还记得，真正的盛宴不在金樽玉盘，而在那些被土地滋养的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