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关，亲戚这个词便会像妖魔附身一般，变成晚辈们避之不及的年兽。
过去几十年，伴随人口迁徙的进程，亲戚们也逐渐远房化。时至今日，亲戚仿佛就只活在春节里了，甚至只活在记忆里了。
在母亲的深层记忆里，春节里的亲戚总有一场用势利眼刺痛她的戏。
九几年的一个大年初二，亲戚们在小舅家聚会，这也是后来一直的传统。亲戚们凑上前轮番去抱小姨的孩子，唯独抱在我妈怀里的姐，无人问津。众星捧月，热闹是营造给贵子的，只把一片凄凉留给了一颗敏感的心。母亲提前退场，抱着姐灰溜溜地往回走了。她在日后屡次给我讲述这个故事时，总不忘归因于“咱家那时候穷啊”。小姨的孩子穿的是正经的童装，过年的新衣。而我姐呢，天知道是从哪里捡了块布做的衣服吧。反正我印象中，童年里最靓的一件绿色衣服，也还是小姨孩子穿剩下的。这至少说明亲戚们势力且犀利的眼光，并没有刺穿我妈那敏感又要强的心。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势利眼并不具有当今这般浓厚的贬义色彩，反而是人们内心渴望的赤裸呈现，不刻意去掩盖和伪装。
在我的深层记忆里，春节里的亲戚总会带来一只只玻璃纸糊的灯笼。
这些个头不一的灯笼会在初二到初五那几天陆续报道，不同于白糖、挂面这些大人之间的礼尚往来，纸灯笼是专送给小孩子们的礼物。夜色下令，灯笼点燃，举高游院，灯笼开会，议题广泛，但总少不了攀比。谁的灯笼最大？谁的灯笼最漂亮…你以为仅仅是文斗吗？不，最高潮的武斗只待正月十五的元宵佳节。这一晚，所有被寄予厚望的灯笼都将决出个胜负。点燃蜡烛，挥舞对撞！纸破灯焚，输和赢乱作一团。没有人会想把灯笼留到明天，因为过了今夜，年就真的过完了。
那些年里，仿佛只有收到一只只灯笼，才觉得那一声声舅啊姨啊的，没白叫。
无论长辈还是晚辈，这些深层记忆里的过年情节都成了压箱底的老物件，极少会被翻出来。而浅层的，近些的年，更因乏味而显鸡肋。
有一种说法是：你小时候觉得有年味，是大人们为你制造的仪式感。现在轮到你为孩子们制造了。但是你拒绝了，还抱怨现在没年味了。
从亲戚这一视角看，过去那些携礼走访，摆桌设宴，年终总结，并且给小孩送上红包和灯笼的长辈们，大都垂垂老矣。就像在村头再也找不见的卖灯笼的摊位，那些和传统习俗捆绑的富有仪式感的时间，都流走了。
于是，春节里的村庄，就成了一年里年轻人和小孩浓度最高的时候。
而平日里呢，我们想象一下：村外一座等待被合并的没落小学，村头也鲜有几副佝偻的身影；大爷说是去锄地却蹲在田坎上刷了一晌的抖音，谁家门头里突然探出的一颗小孩脑袋吓得人一激灵，恍惚以为是村版《鱿鱼游戏》？老人旧物，隐匿或消失，确实也无心力去在短短不到一周的节日里支棱起从前的各种仪式感。
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旧习惯和旧观念都被重构了。亲戚们会在年前打好招呼：今年就不走亲戚了，小舅一家更是在春节里自驾远方。
而活在春节之外的亲戚，于晚辈们虽然更无存在感，但于无声处，却时有温情的故事。
小舅早年作为一方养鸡大户，有一年赔得凄惨，我妈说他一屁股坐在鸡舍外面的田地里，哭丧得起不来。我妈安慰小舅：你怕啥，有我一碗水喝，就有你一顿饭吃。后来的故事发展很如意，小舅从鸡舍倒下，又从鸡舍爬了起来，一直在做自己熟悉的事情，做大做强，日子红火。
如今，我们姐弟在外，很多时候，还都是小舅和其他亲戚在照顾爸妈，带着去买新衣裳啦，去周边求神拜佛散心啦，做了好吃的东西分享啦…
舅婆前些年去世，大家过年的主心骨也就没了，于是我妈煽情地对我大姨妈说：咱妈没了，以后我们就把你当老人待。大姨妈被这番顺位继承搞得受宠若惊。继承、帮衬、分享，这大概就是亲戚关系的积极意义吧？这些也都是真实发生的，和势利、嫉妒、算计一起构成了人性的复杂性。
而在更广阔的讨论空间，活在春节里的亲戚，带着一堆被视为看似关心且毫无新意的问题，大多成了晚辈们厌倦的角色。被标签化，甚至妖魔化，这又何尝不是晚辈们的一种抱残守缺？
当他们真的逐渐消失在春节里，可能也就意味着所谓年味儿，只剩回味。面对旧事物，人们也信奉不破不立。或许自此之后，春节又会慢慢演化出新的模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