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琳与溪口蒋家的不解之缘
1934年春，34岁的杨士琳，浙江省立工业专门学校的数理教师，告别了生活十五载的省城杭州，携9岁幼子踏入了奉化溪口，来到武岭农校担任理化数学教员。这一决定，为他们与溪口蒋家铺设了一条友谊的桥梁。世事如梦，岁月如歌，杨家三代人的悲欢离合，如同一首缠绵悱恻的长诗，诉说着一段扣人心弦的故事。
一、才高运蹇遇沧桑
杨士琳，张家堡后仓举人杨慕侃之子，自幼历经坎坷。1900年诞生于世，2岁丧父，15岁在母命之下与才女王蕴如结为连理。王蕴如，鳌江名儒之后，自幼饱读诗书，尤善书法。同年，杨士琳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与日后的数学泰斗苏步青同窗共读，受教于留学归来的杨霁朝（张家堡中仓人）老师。在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苏步青由文转理，终成一代大家。而杨士琳虽无苏步青之数学天分，却同样勤勉好学，成绩斐然。1919年，苏步青入浙江大学，杨士琳则考入浙江省立工业专门学校电机科，成为该校首届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然而，命运多舛，1926年，爱妻王蕴如撒手人寰，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与杨士琳相依为命。杨士琳拒绝续弦，誓将二子抚养成人。1928年，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他毅然辞去浙江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教职，转赴杭州穆兴初级中学任教。该校为穆斯林学府，接纳回汉学生，对回民子弟与教师子弟免收学费，提供住宿与膳食，为杨士琳减轻了经济负担。但师资紧张，他需承担多门课程，压力巨大。
1933年12月13日，刘绍宽日记中记载，杨士琳因教学压力欲通过表伯刘绍宽向戴立夫（国民党一大代表、黄埔军校管理处长）求助，欲调换岗位。时逢戴立夫在广州，调换未果。后经堂叔杨悌介绍，杨士琳来到溪口武岭农校任教。长子杨宪棠在省立一中求学，幼子杨宪杲则随父就读于武岭小学。
二、武岭农校显不凡
武岭中学，这所学府由蒋介石于1927年在其故乡创立，集幼稚园、小学部及农业中学部于一体，并下辖农事试验场、林场、医院、电厂和民众教育馆等多个机构，构建了一个全面的教育体系。学校不仅历史悠久，更在教育模式上独树一帜。1931年增设的武岭农校，配备了农场、林场、工厂等实践基地，以及医院和银行作为组织机构的一部分，将教育与实践紧密结合，其严格的管理制度使武岭中学赢得了“小黄埔”的美誉。1932年，蒋介石亲自担任名誉校长，设立校务长管理日常事务，并成立了由宋美龄、蒋经国、蒋纬国等12人组成的校董会，宋美龄担任董事长。
在武岭农校任教期间，杨士琳以其严谨的教学态度和专业知识赢得了师生们的广泛尊敬，迅速被提升为学校教务处副主任。他的专业素养和教学热情，深得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赏识。蒋介石在一次回乡探亲时，特意与杨士琳等教务人员合影留念，这既是对他们工作的认可，也是对武岭中学教育理念的一种弘扬。
在任教期间，杨士琳发表了题为《数学之应用及其在教育上的价值》的文章。文章深入探讨了数学的单纯、严谨、确定、周密和推理等特性；分析了数学在训练学生才能方面的集中思想、增强自信、培养优良品性和提高创造能力等四种效用；论述了数学的实用价值，如数学与科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地质学、经济学及生理学等领域的紧密联系；还就数学与人生、日常生活的关联进行了阐述。杨士琳强调，数学在实用方面无处不在，无论是国家经济还是日常生活，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手工制作，都离不开数学的帮助。
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激起了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强烈愤慨。杨士琳这位深明大义的传统知识分子，毅然报名参加了庐山暑期训练团的首期训练班，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他的爱国情怀。然而，训练团结束后，作为一名教师的杨士琳因不适合前往前线作战，他选择继续留在武岭农校任教。
1939年，日寇飞机频繁轰炸奉化溪口，蒋经国的母亲毛福梅也不幸遇难。为了确保师生安全和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学校不得不进行疏散和搬迁。1941年春，学校在黄石岩临时搭建房屋供农职部师生上课。然而，4月溪口沦陷，整个学校停办，各附属机构也相继停止活动。农职部的同学们在洪长铭老师的带领下长途跋涉前往江西。而面对宁波遭受的空前浩劫，杨士琳决定带着小儿子杨宪杲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温州避难。
三、抗日救国勤宣传
1939年，杨士琳的长子杨宪棠（字茵湖）在东京水产大学毕业后，毅然选择回国。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凭借与蒋家的深厚关系，他毫不犹豫地投身军旅，以笔为剑，以学识为矛，决心与全国人民共同抵抗外敌。
1940年，杨宪棠被分配到赣县抗敌后援会，肩负起了策划和编排抗日宣传节目的重要任务。自幼对戏剧与艺术充满热爱的他，对待抗战宣传工作极为认真和细致。他倾心执导的《塞上风云》和《凤凰城》两部话剧，在公演后迅速赢得了民众的广泛喜爱，轰动全城，被誉为当时的艺术佳作。
在薛汕所著的《性情中人蒋经国》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赣县抗敌后援会位于繁华的旧赣州府街，这里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宣慰团”，团员众多，男女老少皆有。他们唱歌、演戏，热闹非凡，日夜不停。这里早已从一个冷清的院落变成了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地方。
某日，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人群中响起：“喂！老表！”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是蒋经国来了。他热情地与人打招呼：“沈明辉，你好！怎么不练歌呀？”沈明辉笑着回应：“你好，蒋主任！”随后，蒋经国又问道：“杨茵湖来了没有？还在睡懒觉吗？快把他叫起来。”话音刚落，人们就看到蒋经国穿着休闲装束，与周百皆一同走来。他这副模样，显然是刚刚运动完串门而来。
蒋经国之所以特别关注“杨茵湖”，是因为他早已听闻这位留日学生的大名。杨茵湖才华横溢，精通戏剧艺术，但生活习惯却有些不拘小节。这一次，蒋主任能否让他改掉这个习惯呢？青年们笑着说道：“你去试试吧！等他导演的《凤凰城》演出了，不用你叫他也会自己起来的。”
事实上，杨茵湖确实常常在夜深人静时专心工作，尤其对戏剧导演工作极为认真。他追求独特风格，认为应该达到上海等大城市的专业水平。蒋经国似乎也理解了这一点，并没有过多强求。
《江西青年》是20世纪40年代江西地区一份颇具影响力的青年研究刊物。该刊物以宣传抗战建国为宗旨，内容广泛涉及国内外时事、经济、军事、政治、文化以及青年群体的思想与生活。其第九和第十合刊特别推出了青年节专号和“塞上风云”演出特辑，收录了蒋经国、陈诚、陈立夫、张发奎、程思远、谭平山、曹聚仁以及杨茵湖等多位知名人士的文章。其中，青年节专号共收录了20篇文章，而“塞上风云”演出特辑则收录了13篇精彩文章。
赣南专员蒋经国为话剧《塞上风云》的成功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塞上风云与青年节”。在文章中，他高度评价了戏剧在抗战宣传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作为民众教育工具的价值。
在《塞上风云》工作人员访问记中，含冠详细描述了导演杨茵湖的独特形象：他身材不高，一头浓密的长卷发，常着一套藏青白条子的中山装，脚踏一双布鞋。他性格风趣幽默，与人交谈时总是两眼紧盯着对方。他极度热爱艺术，原本攻读水产专业，但后来毅然转行投身戏剧事业。在日本期间，他加入了中华留东协会，并凭借高超的演技赢得了广泛赞誉，尤其是他在东京成功演绎高尔基的《孩子们》和托尔斯泰的《复活》，更是获得了日本戏剧名家秋田雨雀的高度评价。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回国，投身于抗战戏剧宣传工作，在广州、长沙、常德等地担任过导演及舞台设计师。来到江西后，他先在抗敌后援会工作，并兼任工余歌咏团戏剧指导。他对救国运动充满热情，在导演《凤凰城》时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亲自饰演王老师一角，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此次在《塞上风云》中，他再次展现了自己的演技才华，兼任迪鲁瓦一角。
珊耳在评价《塞上风云》的演出时，对杨茵湖的演技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认为杨茵湖在饰演迪鲁瓦一角时表现得非常出色，老练稳健且情感表达生动。
杨茵湖在《我怎样导演塞上风云》一文中分享了自己的导演心得。他提到，《塞上风云》的故事背景设定在蒙古沙漠地区，因此剧中的风俗习惯与内地有所不同。在排练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不少困难，经常因为一个特殊的动作而花费大量时间。但他认为，戏剧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升华，必须经过精心取舍和提炼才能呈现出最精华的部分。
凭借其在导演、演艺、戏剧以及诗歌等方面的卓越才华和留学经历，杨宪棠在抗战宣传中迅速崭露头角，并得到了赣南专员蒋经国的赏识。最终，他担任了青年军209师政治部少校分队长一职。
1942年3月8日，蒋经国亲笔致信杨士琳，诚挚邀请他前往赣南学校担任教职。在信中，蒋经国还提及杨士琳的儿子杨宪棠在赣州积极投身于抗战宣传工作，他编导的《塞上风云》和《凤凰城》两部作品深受抗日军民的喜爱和好评。
收到蒋经国的来信后，杨士琳便找表伯刘绍宽商量此事。恰在此时，平中校长朱君爽也有意邀请杨士琳加入平阳中学，并请金翼云等人劝说，希望他能够留下一段时间，以满足学生们对他的敬仰和期待。然而，刘绍宽却认为杨士琳应该接受蒋经国的邀请前往赣南学校。他说道：“既然蒋经国先生如此看重你，你就不应该辜负他的信任。”这段对话后来被记录在《刘绍宽日记》中，距离刘绍宽去世仅仅只有十四天。
赣南地区自古以来便是军事重镇，抗日战争爆发后更是多次遭到日寇的轰炸和侵袭。1942年春季，日寇出动30余架战机对赣县进行猛烈的轰炸，地面上日寇也四处设卡盘查，使得交通受阻，行程艰难。因此，尽管杨士琳多次尝试前往赣南，但都因战事频繁和日寇的严格盘查而未能如愿。他只能写信给蒋经国，详细说明自己无法前往赣南任教的缘由。
时间转眼到了1942年的秋天，杨士琳接到了昔日同学苏步青和平阳南雁初级中学陈铎民校长的邀请，前往该校担任数理教员一职。1945年春，他又应平阳县立简易师范学校的邀请，担任教务主任，负责全校的教务管理和政教工作。当时，平师的师资力量非常雄厚，教师中不乏来自各大院校的讲师和教授，如文史教师杨峨甫、历史教师王载栻、博物老师方悌、国文教师陈德煊以及钱文玑等。
抗战胜利后，内战的风云开始笼罩全国。杨宪棠不愿看到同胞自相残杀的悲剧发生，于是毅然选择离开赣南，投身教育事业。他凭借自己在日本水产大学留学的背景，首先在厦门担任福建省立水产职业学校教务主任一职。1947年，他接到浙江省长公署的公函，被任命为浙江省立高级水产职业学校校长，致力于水产教育的发展和推广。在舟山定海，他与家人共度了温馨美好的时光。然而，1949年元旦，他们全家团聚一堂拍摄了团圆照，却没想到这张照片日后竟成为了他们一家人无尽的思念和珍贵的回忆。
四、海峡相隔岁月长
1940年，杨宪棠与吴兴平湖县的富商千金马俐真相知相爱，结为连理，并育有四个儿子。他们的父亲杨士琳为孙子们精心挑选了名字：邦骥、邦骧、邦骏、邦騄，寓意着他们像骏马一样强健有力，向着美好的未来奔腾。
然而，历史的洪流将杨宪棠卷入了海峡的另一边。解放前夕，随着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杨宪棠接受了蒋经国的邀请，前往台湾致力于水产养殖事业。他原本以为这只是暂时的分别，很快就能回到大陆与家人团聚。然而，这一别却是四十年的骨肉分离。
新中国成立后，两岸之间的自由往来被切断。为了不让家人担忧，杨宪棠通过香港中转写了一封信，谎称自己在香港工作。父亲杨士琳和妻子收到信后虽然得到了些许宽慰，但此后却再也没有收到他的音信。经过在美国的堂妹杨湘琳多方打听，他们终于得知杨宪棠已经去了台湾。在杨士琳的堂侄杨忠道的帮助下，他们与杨宪棠取得了联系。然而，1951年杨忠道前往美国求学，这条宝贵的通信渠道也因此中断。
在台湾，杨宪棠在中国水产协会工作，并担任了《中国水产》月刊的主编。该刊物因严谨的选稿而享有盛誉。1958年7月，他接任了台湾省立高雄高级水产职业学校校长一职，并在他的领导下，学校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然而，1961年2月，他因受到排挤而不得不辞去校长职务。次年，他转投刚改建为中国文化学院的私立大学工作。
在台湾的日子里，杨宪棠饱尝孤独寂寞的滋味。尽管朋友们纷纷劝他再寻伴侣，但他始终坚守着对故乡妻子的深情厚爱。退休后，他与朋友尝试跨国木材生意，却因缺乏经验而损失惨重。为了维持生计和筹集返回大陆的资金，他不得不在多家培训机构教授日语，并到电影制片厂饰演角色。在1980年的电影《地狱天堂》中，他饰演的老僧法师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该片也荣获了台湾金马奖。这段海峡相隔的漫长岁月，成为杨宪棠心中永远的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