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时光年轮，于我而言是一个重要刻度。这一年，命运的橄榄枝在四季里次第舒展，春时我丢掉彷徨扎根乡土，以回乡青年的身份在农业社田头挥汗耕耘，秋收时节带着民办教师的身份站上了三尺讲台，而当寒梅绽放时，征兵的号角又在耳畔吹响——这是时代的征召，亦是人生的岔路口。
彼时的中国大地，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如阴云笼罩，西藏边防线上的风雪似乎已能穿透高原的阻隔，拂过关中平原的麦田。成都军区接兵干部洪排长在村小办公室里交谈：“祖国的西南边陲需要有文化的战士”，这句话像一粒火种，再次点燃了我藏在心底的军旅梦。是啊，若继续留在讲台，或许能成为一名桃李满天下的教师，但胸前的红领巾与肩上的钢枪，哪一个更能适应时代的呼唤？母亲担忧我“去了远方有危难”，父亲却默默抽着旱烟思考了半宿：“咱家六个男娃，总得有人为国家出力流汗。”在哪个寂静的夜晚，我望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经过深思熟虑，终于在报名表上郑重写下自己的名字。
体检那天的县医院体检站，弥漫着来苏水与紧张情绪交织的气息。当军医告知血压130/85时，我攥紧的拳头几乎要掐进掌心——高原兵的严苛标准让每个环节都成为难以逾越的关卡。所幸军医注意到我紧绷的情绪：“你别慌，第一次量血压的新兵都像上战场，休息一会会好的。”半小时的静候里，我盯着窗外飘落的雪花，努力稳定心态。再次测量时，水银柱回落到正常水平，那一刻我如释重负，比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更令人兴奋。
政审的顺利堪称时代馈赠。作为初中毕业的民办教师，在当时我的履历被接兵干部视为“难得的双料人才”。公社武装康干事拍着我的肩膀：“读过书、种过地，这样的兵才是部队需要的。”1969年元旦刚过，当村里的大喇叭播送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民兵连长育发大爷亲自带队，村人敲锣打鼓将红纸黑字的《入伍通知书》送到家中，北村的刘俊涛同时接到喜报。大队上赠送给我们一套红色塑封的《毛泽东选集》，扉页上“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八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我望着母亲连夜给我拆洗干净的衣服，突然读懂了“儿行千里母担忧”的深意。父亲浑浊的眼睛里看着我胸前的大红花，眼眶里盈满了泪珠。
从罗古村火车站出发的那天，站台被晨光染成金红色。此起彼伏的“毛主席万岁”口号声中，我看见同班的涛华同学躲在欢送人群里挥手致意——他们村的建玉也同时入伍。我们同在薛中如饥似渴求学的情景再一次模糊了我的双眼，此时此刻我们正带着坚定的信念，踏上属于各自的旅途。
在党校换上军装的那一刻，全县600名新兵整齐列队，粗布衣裳换成笔挺的绿军装，大肉烩菜的香气混着新布料的味道，宣告着一个农家子弟的人生就此改写。四哥从县城带回了我的旧衣服，捎回了我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
当闷罐火车的汽笛响起时，我忽然想起在教室里教孩子们歌唱的：《红星照我去战斗》《边疆泉水清又纯》，当列车裹挟着煤灰与寒气驶入夜色，窗外掠过的点点灯火，渐渐将我的思绪带入祖国的万里边疆。
铁皮闷罐车奔驰在宝成铁路线上，新兵们挤在铺着草席的车厢里，在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中，有人轻声哼起《我是一个兵》，沙哑的嗓音很快被此起彼伏的合唱声淹没。透过小窗望着掠过的北斗星，我摸了摸挎包里的《毛泽东选集》——那是出发前村里赠送给我的，这里寄托了父老乡亲们对我满满的期望。感恩故乡的亲人们对我这个刚走出校门鼻嘴娃娃的信任，虽然初出茅庐，但我未敢辜负乡亲们的殷切希望。感谢一起工作的云山老师言传身教，我很快进入角色，勤苦钻研，边学边教，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自己微薄的贡献。此刻，车轮正朝着西南方向轰鸣，而我的心，早已飞向了雪山下的军营，飞向了那个写满奉献与荣耀的远方。
这段从黄土地到绿色军营的征程，始于时代的征召，成于内心的选择。当故乡的灯火消失在夜色中，我知道，自己即将在祖国的边疆，书写属于这一代青年的壮丽诗行——那里有风雪，有挑战，更有一个军人永不褪色的忠诚与信仰。
这家伙太懒了，什么也没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