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血色的黄昏
1968年夏末的暮色里，我背着破烂的铺盖卷，一步步挪出薛固中学的校门。一阵微风吹过操场边的杨柳树，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为我们这代人的青春送行。铺盖卷里的狗皮褥子打湿了后背，指尖触到口袋里那本卷边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扉页上"为理想而献身"的铅笔字早已模糊，却仍硌得掌心生疼。
曾几何时，我也是那个年代热血沸腾的青年。那时红色风暴席卷华夏，我跟随着时代的鼓点，闻风而动摇旗呐喊，参加了造反派组织“红战团”。当时的负责人张志会、陈爱国同学，邀请我到《红战报》当编辑，编写过一些短文，并且刻制钢板，印刷资料，常常在学校和薛固公社之间奔走。1967年春节，我用冻得通红的手指在钢板上刻下毛主席"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题词，油墨香混着窗外的鞭炮声，在简陋的教室里蒸腾。张志会把刚印好的传单分给几个同学;“赶紧送到各大队去”。我抱起散发着墨香的宣传单一路跑向祝家尧村，雪地上印着歪歪扭扭的脚印，像是一串未写完的诗行。
那些跟着“红战团”四处奔走的日子里，笔记本里记满了时兴口号，钢笔字在传单纸上游走如飞。直到有一天，我在校园门口看到熟悉的身影举着鲜艳的旗帜，柴涛华同学脸上的决绝，让我突然惊醒——我们曾在同窗下讨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此刻却站在了时代的两端。他臂章上的"红卫真理战斗队"七个字刺得人眼睛生疼，我攥着“红战团”袖标的手微微发抖。随后，发生在我身旁的“反标”“笔记本”事件，像一盆盆冷水，一下子扑灭了我心中的激情，我慢慢地沦为了学校里的”逍遥派”。
二、枪声与棉田
后来我一有空，就溜回村中参加农业社劳动。一天，当武斗的枪声在邻县兴平边界响起时，我正在村东头的棉花地劳动。子弹划破空气的尖啸声里，我忽然想起教室里的黑板，那些未擦干净的数学公式在眼前若隐若现。邻居宝贵叔蹲在地埂边颤声地说："我的娃呀，这枪声咋比当年鬼子进村还吓人？"我呆呆的站在田畔，紧握拳头无言以对，面向苍穹。
后来，复课闹革命持续了两个月。常老师在黑板上演算数学公式时，窗外突然传来大喇叭声，苏主任宣布："别上课了，明天开始学工学农！"第二天我们拿起锄头，提着担笼奔向田间地头。
复课闹革命的短暂希望，还是被"知青下乡"的通知碾得粉碎。1968年6月的那天，班主任郑高儒老师站在讲台上，声音哽咽着说："同学们，收拾行李，再见吧。"教室里起初是死一般的寂静，紧接着响起一阵阵压抑的叹息声，有人把课本抛向空中。我低头看着笔记本上工工整整的"西军电"三个字，指甲深深掐进课桌里。
离校前一晚，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聚在男生宿舍。月光从破窗户斜斜地照进来，赵志平掏出半瓶白酒："喝吧，喝完咱都是庄稼汉了。"酒精辛辣，呛得人眼眶发热。杜志旭突然指着窗外："快看！"月光下，教导处王老师正蹲在操场边，把没收的小说和学生作文一页页扔进火堆里。火苗窜起的瞬间，我仿佛看见自己的求学梦也化作了灰烬。
三、泥泞归途
离校回家的路只有六七里，我却走了整整一个下午。铺盖卷里除了那张狗皮褥子，还塞着未完成的语文作业。我背着十几斤重的铺盖卷，身上好像压着一座大山。路过村西谷家塚时，我站在土台上看着暮色一点点吞噬天际线。远远望去，村旁的老槐树被雷劈去半边，却仍倔强地伸着枯枝，像极了我们这代被时代腰斩的青年。
暮色四合时，我终于走进了家门。父亲正在院子里喂牲口，一把青草在他布满老茧的手里翻飞。"回来了？"他头也不抬地问。我"嗯"了一声，喉咙像塞了团棉花。母亲端来一碗玉米粥，蒸汽模糊了她鬓角的白发："先吃饭，明早跟你哥他们上工去。"我捧着粗瓷饭碗，眼泪砸在粥里，荡开一圈圈涟漪。
四、岁月划痕
多年后翻出那张泛黄的毕业照，八位同学簇拥在郑老师身边，面容里隐藏着劫后余生的苦涩。照片背面，有我用铅笔写下的："1968年11月，我们终于拿到迟到的毕业证，却永远丢了那个夏天。"
回乡后，张志会90年代下海跑运输，李解放、王义州、何木娃在农村成为了勤劳致富的富裕户，杜志旭和陈爱国参加了铁路工作，赵志平和柴涛华上了大学成了人民教师，曹生玉在深圳建筑行业有不俗表现，宋志明成了人民法官，不幸的是他和杨建武同学，在疫情期间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四十年后的一天，我特意来到薛中旧址。曾经的母校已改成了“后稷养老苑”——新型养生养老康复的民生工程。在母校的一隅，当年的学生食堂依然顽强挺立着，在爬满扒地虎的墙壁上"为人民服务"的字迹依稀可见。忽然有风吹过，仿佛又听见当年的读书声从云端飘来，夹杂着油墨香和枪声，在记忆深处经久不息。
这家伙太懒了，什么也没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