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可能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明确以战胜国的姿态走上世界舞台的。但是，可惜的是，虽然是战胜国，但是却没有享受到战胜国的待遇。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中国战胜。中国满怀着憧憬来到了巴黎和会，最初的理想是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事实上，很快中国代表团就明白了，取消不平等条约是不可能的，甚至废止二十一条也是不可能的。这些倒也算了，不平等条约不是一蹴而就就能解决的，二十一条是中日之间的事，和会不管也正常。作为最后一个要求，废除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收回山东，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德国是战败国，是没有发言权的。但是，让国人没有想到的是，日本跳了出来，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收回山东成了中国在和会上唯一的愿景，如果真的让日本得逞，那么中国这个战胜国就是徒有虚名，和任人宰割的战败国无异。
日本人的理由主要有两条：1、二十一条，是中日协议，承诺了日本将继承德国的权益；2、一战中，中国虽为战胜国，但中国并未出一兵一卒。事实上，这两点都没错，落后的中国当时国内还是战乱频仍，北洋军和革命军各自肚肠，国内还一塌糊涂，哪有心思管国外，所以中国官方政府确实没有正式出兵的举措。二十一条就是袁世凯为了获取日本支持而签订的卖国条约，这也是事实。所以，在和会上，英法的代表直接跟中国代表说，如果失去山东，不怪列强，而是怪你们自己和日本人签订的二十一条。
在这个大背景下，作为中国杰出外交家的顾维钧，侃侃而谈，逐条驳斥了日本国的理论。首先，二十一条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当时中国政府受胁迫签订的，按国际法则应视为无效；其次，中国虽未派出士兵，但很多中国劳工参与了战争，而且做出了很多的牺牲，中国为一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理应享受到胜利的果实。更为重要的，顾维钧动情的表述了中国山东是孔孟之乡，是中国的圣地，相当于西方的耶路撒冷，决不能丢。发言打动了世界，全世界都在为中国鼓掌，为中国呼喊。发言也打动了美英法三国的首脑。问题是，他们是政治家，他们虽然从道义上愿意支持中国，但他们不得不顾及自己的国家利益。所以，他们为了争得日本的支持，毫无顾忌的站在了日本的立场上，哪怕他们内心在为中国喝彩。事实上，这是日本没有说的第三条理由：日本比中国强大，列强支持日本比支持中国有利。没有说出的理由才是真正重要的理由，正是日本有这个底气，所以才堂而皇之地根本无视中国的存在，向列强提出接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
看到做出精彩演讲的中国代表团，不由的感到无比的悲凉。公理在权力面前是不堪一击的。在法庭上，不管律师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最终做出判决的是法官。同样，巴黎和会上，尽管顾维钧的演讲深入人心，但最终做出判决的是美英法政府。他们为了向强大的日本献媚，又怎会顾及弱小的中国口中的公理。所谓弱国无外交，所谓大炮出真理，此之谓也。事实上，中国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是明白自己的地位的，他们希望得到利益，但在失败之后是不敢和西方叫板的，所以北洋政府准备屈辱的接受合约。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感谢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不管他是主动还是被迫，真正做出不签协议的不是别人，而是他，因为别人没有这个权力。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他其实是背叛了政府，因为他理应要遵照政府的指令签约。当然，我们必须要看到，在这个历史的重要关口，让他最终做出这样正确选择的，其实更大程度上是社会的压力。有国内外各界人士、各种社会团体的压力；还有在法的中国人直接给于的压力——他只要敢签，保管像羊进虎口，被愤怒的中国人撕成碎片。最终的结果是，中国人第一次对强权说不，虽然得不到公理，但我们不屈服，我们将继续寻找。
事实上，巴黎和会维护的英法美利益体制，也没坚持多久。他们的绥靖，最终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牺牲中国权益想取媚的日本，还是退出了国联，与他们为敌，最终不得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手被他们欺负的落后的中国共抗日本。后来，在二战之后形成的联合国体制中，中国享有了梦寐以求的大国待遇，完成了巴黎和会的所有期盼。二战之后中国的大国待遇，并不是靠中国人的演说得来，而是中国在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展示了大国的坚持和担当。说到底，大国实力才是国际政治中的底气。
巴黎和会没有改变世界，但改变了中国。强权下没有公理，那我们就对强权说不。勇敢的中国人，正是从这次说不开始，用鲜血洗刷着民族的耻辱，艰难的站了起来，直到站在了联合国五大国的位置之上。
巴黎和会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它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息息相关。
五四运动为党的诞生所作的贡献，总体来说是三条：1、思想上。在五四之前，优秀的中国人在苦苦寻求中国的出路，新文化运动做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但无论哪种思想，事实上都无法改变当时中国的命运，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就是铁证。李大钊同志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是革命主力军的观点，从此一改精英革命的观点，主动发动民众，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思想觉悟，自觉的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工作对象，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方向。在五四之前，无论是孙中山的会党革命或者依靠军阀，还是陈独秀的学生运动，都显然触动不了整个社会的基础。思想认识不对，方向错了，当然无法取得成功。2、方式上。胡适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但是五四运动让他和陈李二人渐行渐远。他们的差别，说到底就是在革新的方式上。胡适主张改良，害怕牺牲，所以他一直害怕五四以来学生的激进方式会导致伤害，但巴黎和会的事实证明，要革新，要成功，靠外国人和军阀政府的施舍是不可能的，必须是坚定的斗争、不懈的牺牲才能获得。所以，后来陈李二人接受了马克思暴力革命的学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我党建立伊始，就毫不隐晦地提出要以暴力革命推翻旧社会的反动统治。只是可惜的是，后来陈独秀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政变时，还是选择了妥协的方式，成了党的罪人。3、组织上。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为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两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而他们的学生，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等人，无不成为早期中共的卓越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这些我党我国的创立者，无不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是各地响应五四运动的急先锋。可以说，五四运动的精英几乎整体转化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引导着旧中国走向了光明。
五四运动的发生，印证了一个真理：精英政治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也就是通俗的话“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资产阶级革命都是精英阶层的革命，甚至在英国还是渐进式的改良式革命，是精英政治。所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是走的精英政治的老路，通过会党，通过一大批当时中国先进人物的牺牲，通过争取旧军阀和华侨的支持，唯独没有中国老百姓的参与。孙中山他们再努力，还是改变不了中国下层死气沉沉的现状，最多就像在大河里扔了几块石头，惊起几层涟漪，然后复归平静。原因很简单，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得到飞速发展，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远达不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资产阶级的地位和水平。辛亥革命的成功是偶然，貌似成功的革命，却被旧官僚、旧军阀们改头换面攫取了胜利的果实，普通百姓该怎么过还怎么过。这一点，我们在鲁迅的小说中看得很清楚。五四运动的肇始，学生上街游行，也是精英政治的老路，北洋政府根本不怕，军警镇压就是了。没想到的是，五四后期，通过师生们的努力，全社会都参与进来了，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精英政治变成了全民政治，才迫使统治者进行了让步。
五四的胜利也是偶然的。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发生了多次的革命流血事件，百姓都没有参与，这次为什么参与了呢？原因很简单，孙中山等国民党人，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等等口号，老百姓不懂。城头变幻大王旗，老百姓不明白，我选择孙中山和选择袁世凯，选择南方革命政府和选择北洋政府，对我有什么不同。所以，他革他的命，我过我的生活。但是，五四的口号很简单，还我青岛，还我山东，这个老百姓就明白了：德国人借我的山东，打败了，那当然得还我啊，怎么给别人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国家不就散了么，中国不是要永远受外国人欺负了？学生们要山东，没错啊，怎么还被打被抓了？再加上新文化的熏陶已经两年多，李大钊等先进的中国人在工人阶级中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于是百姓群起呼应。静如死水的中国社会掀起了山呼海啸般的大浪，统治者焉能不怕？但是，这些，在运动开始之初，是谁也想不到的。
所以，在我们的教科书上，明确写了：五四运动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志。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中国的优秀人物，通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明白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方法，从而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革命，最终领导着中国由千疮百孔的旧社会走向了新生和辉煌。
从巴黎和会到五四运动，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一个孱弱的国家和民族，是无法得到自己的地位和利益的，而国家需要强盛，则必须全民参与，共同努力。历史事件，既是过往的见证，更是未来的指路明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