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时候将公事叫做差事，办理公事的人叫差人，差人外出办公就被称作出差。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是一家国企的团委干事，严格意义上讲不算办理公事的差人，那时管我们叫做“四有”青年。但机缘巧合，我有了平生第一次出差到上海的机会。
这趟差事不是我们团委的工作，而是干部处的。有一位干部面临退休，他自述一九四九年以前在浙江大学公费读的书，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一段时间，但是档案资料不全，难以证明其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这关系到他是离休还是退休的大问题。干部处决定让老毕出趟差，而老毕接近六十岁了，干部处长便找到我，让我陪同出差，一来是照顾好老毕同志，二来也可以借机去上海转转。这对我来说，无疑是馅饼、烧饼、韭菜盒子从天上掉下来，只管饱餐一顿就是。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就差逢人便说，我要去上海了。
出发的准备并不繁复，带上几件换洗衣裤和钱也就差不多了，当然钱要藏在内裤里，这在当时几乎是出差人防贼秘方、通行做法，钱贴着肉，心里踏实。稍微麻烦点的是要换全国粮票，地方粮票到外地不好使。拿着家里的粮证到粮店里，对售货员说，换十斤全国粮票。售货员一边在粮证上写着什么，一边说，换全国粮票要扣豆油。那时豆油是供应的，比较金贵，想着能去大上海开开眼，扣点豆油就扣点吧。只是直到今日，我也没搞明白全国粮票与豆油之间存在着何种关联，又是因为怎样的情缘捆绑在一起。
已经是初冬时节了，天蓝云白，眼前的大海也是湛蓝无边。“呜”，汽笛一声，轮船驶离岸堤，朝着无垠的天际乘风破浪而去。那时，坐飞机是身份的象征，一般人坐不起，坐火车绕行大半个中国，路途遥远。从大连到上海只有坐船才是捷径，只要熬过近四十小时的海上漂泊。这也是我第一乘坐轮船，心里很是兴奋，一直呆在甲板上，望着碧海蓝天，豪情满怀。船尾扬起的白浪，像是挥手作别岸上的楼宇，一群海鸥跟在船后，天空之上传来“欧”“欧”“欧”的鸣叫，高亢激越，却是一群乞食者，当城市隐没在碧波以外的时候，它们都不知所踪。而我也渐渐地被风吹碎的狂浪粉末打湿面颊，一阵阵寒凉浸透全身，赶紧回到船舱内。
船舱内是暖和的，就是空气质量差一点。那时的三等舱是个大舱铺，记得十好几人在一个空间内，又处在甲板以下的位置，空气浑浊，人就觉得憋气。索性与老毕同志就着小菜、炸花生仁喝点小酒，然后晕乎乎地就睡去了。天亮后，又跑到甲板上，本以为可以看看风景，舒缓一下船舱内憋气的情绪。谁知道，只一眼，心里就是拔凉拔凉的。天是白茫茫的，海也是白茫茫一片，天海之间苍凉着的只有海风。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望见远远的有一艘货轮相对驶过，犹如一把尖刀划开海面。心便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像是见到了亲人一般亲切。可惜两艘船还没能打个招呼，又各自走远，如同漂在海上的两座山头，只相遇，不相亲。
想起了发小“二哥”。他高中毕业考上了复旦大学，在上海读书四年。当时不大理解他只有寒假回大连，暑假却呆在上海。现在能理解了，寒假回家是为了过年，暑假不回是为了省下往返船票钱，更是不愿在海上漂泊近四十小时。无风景且漫长亦无乐趣的旅程，怕是人生中最难堪的苦旅，当人们无法选择更加惬意的行程时，逃避也是一种选择。
曙光又一次降临在甲板上，一群海鸥聚集在船尾翱翔，中间还夹杂着一些不知名字的鸟。抬头望向前方，上海影影绰绰地驰来。船靠十六铺码头，我终到上海。
二
上海真大。我和老毕穿大街、走里弄，好不容易找到上海市公安局。
我们向负责接待的同志出示了介绍信，说明来意。在那个年代，介绍信真的管用，是行走江湖的利器。接待我们的警察有五十多岁，以南方人特有和气问我们有没有住下。当听说我们还没找旅馆，便热情地说，住我们公安局招待所吧，便宜、卫生，尤其是安全，离市公安局不远，某某路四十四号。
我们谢过他，一边打听着路人，一边查看着地图，往某某路四十四号走去。越走越远，心中不免生疑，不是说离公安局很近吗？硬着头皮好不容易找到了某某路四十四号，却发现不是公安局招待所。当场就石化在道边了，出师不利呀，这么大小的人了，又不是陈焕生进城，怎么能找不对地方呢？忽然，心里一个激灵，口音，是上海口音惹得祸！他说的应该是某某路四四四号，我理解为四十四号。无奈只好往回走，终于得见公安局招待所。三人间，住着我和老毕，还有一位是山东永城的小伙子。
安排停当，我们就去公安局查档案，傍晚的时候回到招待所。老毕要留在房间里喝酒，山东小伙闻听我要去外滩，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说，没啥好看的，就是搂着抱着的。我还是坚定地走出招待所的大门，从挂着裤衩背心的竹竿下走过，呆看街口红灯前黑压压的自行车流，在路边买了一个这辈子唯一一次吃到的以糖做馅的盒子，终在华灯初上的时候，漫步在外滩，倾听黄浦江的歌唱。
当时的外滩没有现在这么大、这么靓丽，对岸也没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电视塔，但它依然风姿绰绰，宛如一条五彩的织锦铺在黄浦江西岸。从延安东路到外白渡桥，不到两公里的路边，矗立着五十多幢哥特式、巴洛克式、东印度式、中西结合式等建筑，高低错落，风格迥异，素有万国建筑博览群之称，一直以来被视为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和城市发展象征。我说不出每一栋建筑的艺术特色，也搞不清楚不同类型建筑风格的差异，但喜欢欣赏那些异彩纷呈的山花墙、拱卷、廊柱、穹隆顶，它们呈现出线条的优美典雅，也把历史的厚重凝固在墙里墙外。
一百五十多年前，上海只是江南沿海地区一个中等规模的县城，外滩就是一片自然形成的滩涂。涨潮时，海水涌入没过江滩。退潮时，便露出一大片黑黢黢的滩地。潮涨潮落，黄浦江起起伏伏，外滩时隐时现，不变的是纤夫拉纤留下的纤道，窄小曲折，成为外滩最早的“路”，艰难、困苦、坚毅、勤劳都写在江岸之上。
资本的趋利性使得外滩成为旧上海时期的金融、贸易的集中地，也见证了殖民统治的屈辱历史。一八六八年，殖民者在这里规划修建了外滩公园。尽管外滩是中国的土地，维护公园的费用来自地方政府的税款，但中国人禁止入内。其实，在那个软弱的年代里，禁止华人入内的场所，何止外滩公园。在中国人不断抗议的背景下，殖民者才略微放松管制，外滩有条件向中国人开放，华人凭券入园。一八八九年，全年发放华人入园券一百八十三张，一个令人泪目的数字！
我沿着“中山东一路”随意走着，选择了一个路口上几层台阶就到了大堤之上。高高的堤坝顺江绵延，坝上绿树葱茏，江水弯成一道弧形向东流淌，最终汇入大海。隔江相对的浦东陆家嘴，那时还没东方明珠、金茂大厦、上海中心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建筑，应该是正在开发建设中，像一部小说的伏笔，为多年以后再到上海留下一个大大的惊喜。
夜幕降临，外滩隐入夜色，万国建筑亮起了霓虹，黄浦江泛起五彩的光斑，晃动迷离的身影。长堤上的椅子为一对对恋人所拥有，如同山东小伙所言，搂着抱着的，爱意浓浓。前几年又去上海，晚上在外滩闲逛，这时的外滩已是人山人海，哪里还寻得到搂抱的身影？外滩还是那个外滩，黄浦江涛声依旧，人间却早已换了一副模样，丰腴，厚实，灿烂。
三
我和老毕找到想要的档案资料，也寻访了那位干部的老师和几名同学，取得了证明他是公费读书的证词，一个完美的结局，他将会享受离休待遇。我也在这些繁琐的工作间隙，抽空去上海的大街小巷转转。
当时，已经有出租车了，只是我一个月薪三十八元多点的青工坐不起而已。出行就是乘坐公共汽车，一次一两角钱，还要把票根保存好，回单位可以报销。上海的街道上人多人挤，公交车在转弯时，售票员把手伸到车窗外，用手里的检票器敲打着车厢，嚷嚷着我听不懂的上海话，提示行人注意避让车辆。我下车后，看到车窗外那块地方已经凹陷成一个圆坑，上面斑斑点点。后来，我每次到上海乘车时，都会下意识地看向后车门的车厢，圆坑没有了，斑点消失了，新型公交车漂漂亮亮地驶过街头。
那个时候，手机断然是没有的。出门全靠下船时买的一张上海地图，此外就是全凭嘴一张——打听道。那天，在路口向一名老人打听道，他不忙着给我指路，而是问我有全国粮票吗？他显然看出我是外地人，要按一比一的比例，用上海地方粮票换我的全国粮票。我想反正还要在上海住几天，去饭店吃饭使用全国粮票也不会多给我加个菜，那就换一斤吧。成交后，他才告诉我该怎么去我要去的地方，蛮热情的。
我揣好上海粮票，沿着他老人家指明的路前行。忽的想起不久前在《新民晚报》上看到的一则社会新闻。说是有一个人每到傍晚就到外滩长堤上，躺在长条椅子上装睡，当一对恋人想坐在椅子上促膝谈心时，只好给那人五毛或一块钱，买下长椅的使用权。早就听说过上海人非常精明，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当然，这丝毫不影响上海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别的不说，当时的《新民晚报》就是一份风靡全国的报纸，我最爱看它的《夜光杯》副刊。下班后，走进书报亭买一张《新民晚报》，品读美文佳作，虽无“葡萄美酒”，却是醉人心扉、滋润心田。
就这样一路看地图，一路打听道，逛了南京路，也一游城隍庙。那个年代，人们似乎不大关注山山水水，购物常常成为出差的主要任务。当时上海的轻工产品质优价廉，深受人们喜欢。我在南京路的商店里买了一件鸡心领的羊毛衫，这在当时很时尚，而且比我们当地要便宜许多。在上海出差的任务已经完成，我和老毕也收拾利索了，启程回家。
若干年后，我已经记不清来上海出差多少次了，每一次都会发现上海的新变化。这座城市早已不是四十年前我见过的模样了，它迎着世界潮流蝶变羽化，愈发大气，愈发端庄美丽，甚至“阿拉”“桑海拧（上海人）”都愈发听得少了。
